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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孟母教子”的故事丛林 杨海文 　　母亲与哲学看起来毫不相干，但在哲学与政治的比较中，却是另外一番境况：政治是外在的，哲学是内在的；政治是现实的，哲学是想象的；政治是欲望的，哲学是心灵的……更形象地说，政治无异于我们的父亲，哲学无异于我们的母亲。 　　从中国古代学术传统看，政治多为史学素材，史学注重客观；哲学多为经学内容，经学倾向阐释。所以，经学时代，曾国藩提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家书》卷3《致诸弟（述求学之方法）》）；后经学时代，91岁的冯友兰1986年3月写下了“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的对联，把曾国藩的意思倒了过来。一旦了解这一点，并把母亲与哲学这一深层隐喻投射到活生生的日常生活层面，或许你会脱口而出：又有哪一个哲学家不是母亲的儿女？又有哪一个哲学家不曾深深地承受母亲的慈爱？ 　　人，每一个人，都只是人而不是神。母亲的身体是我们每个人最先的栖居地，母亲的爱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所学校。孟子何尝不是如此？孔子、孟子都是三岁左右遭逢丧父之痛，由母亲抚养成长，但神奇的历史给予孔母、孟母的待遇却十分不同。据说孔母年轻的时候与年老的孔父野合，于是生下孔子。难道孔母今天的默默无闻，真的与此有关？相比之下，看一看西汉大学者刘向的《列女传·母仪传》说的——“孟子之母，教化列分。处子择艺，使从大伦。子学不进，断机示焉。子遂成德，为当世冠。”尤其是仔细品味那四个情节简单、但流传千古的民间故事——三迁、杀豚、断机、休妻，我们不难知道孟母的赫赫声名。 　　历史事件一经发生，人们就不可能完全真实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但历史书写终究不同于历史本体。历史本体是实史，增一字不得、减一字不得；历史书写是编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我相信孟母教子在历史本体意义上的真实性，可后人的历史书写过于缺乏创意，令人倍感遗憾。现在，我要把“杀豚”这个故事安置到“三迁”的叙事脉络之中，进而把三迁、杀豚、断机融为一体。 　　按照《列女传·母仪传》的记载，“三迁”的故事情节是：孟母仉氏丧夫之后，独力抚育孟轲，望子成龙之心急切。无奈孩子的天性就是贪玩，所以，其舍近墓，小孟子“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其舍傍市，小孟子“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直到其舍旁学，小孟子才“嬉游乃设俎豆，揖让进退”。住在坟场旁边不行，搬到集市附近也不行，为什么迁入学校周围才行了呢？ 　　这里可以用环境决定论来解释：孟母也许背不出孔子说的“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论语》4·1），却深深地把握了另一种来自生活本身的智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此一次又一次地选择能让孩子健康成长的生活环境。可是，住在学校旁的小孟子就不贪玩了吗？俎豆之事虽然比墓间之事、炫卖之事更文明、更高雅，更接近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但它在本性上何尝不是嬉戏呢？！ 　　“杀豚”故事不见于《列女传·母仪传》，而是出自比刘向更早的西汉经学大师韩婴笔下。《韩诗外传》卷9记载： 　　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曰：“东家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失言。曰：“吾怀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 　　有位现代作者写的《孟子年谱》，把三迁、杀豚、断机分别系于孟子9岁、10岁、15岁条下。三迁－杀豚－断机的次序并非没有道理，可那位作者下结论时，却没有提供任何让人信服的证据。这样的证据真的有过吗？或许有过，或许从来就没有；而且，从未有过的可能性更大。既然如此，何必非得此年这事、彼年那事地对号入座呢？模糊一些，难道不好吗？谁又会说三迁、杀豚、断机发生在孟子成家立业之后？更学理地看，先秦诸子的生平系年往往说不太清楚，你说得太确切了，人们反而更糊涂。 　　把“杀豚”穿插进“三迁”的叙事之中，具体情节不妨这么设计：孟母把家从坟场旁搬到集市边了。有一天，小孟子看到东家在杀豚，回家后问杀给谁吃。孟母这时在专心做事，随口说给你吃的，说完就觉得失言了。（家里穷，哪有钱买得起肉吃啊？！）然而，为了告诉小孟子为人处世必须言而有信，孟母还是把肉买了回来。 　　故事太简单了吧？假如你知道“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1·3、1·7）和“七十非肉不饱”（《孟子》13·22）竟然是孟子王道政治理想的重要内容，你顿时就会明白孟母“杀豚不欺子”的深切意味。 　　“三迁”讲教育者意识到客观环境的好坏对于被教育者的重要作用，“杀豚”讲教育者感知到自己的品质对于被教育者的示范效应。在这两个故事中，孟子其实并未真正出场，真正出场的只有孟母，要么是她带着小孟子跟环境做斗争，要么是她在小孟子面前跟自己做斗争。从哲学分析的角度看，单一主角的叙事结构表征着主客对峙的思维方式。这也是我把三迁、杀豚两个故事捆绑在一起的哲学根据。另外，“杀豚”中的东家和“三迁”中的集市在故事元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