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君臣、兄弟、朋友三者的关系研究（.doc

《诗经》中君臣、兄弟、朋友三者的关系研究（ 　　中国古代对人的社会关系的群体性异常重视,具体表现为“五伦”,即五种最基本亦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相关内容记录于传为子思所作的《礼记·中庸》:“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 　　五伦之排序,首伦君臣乃封建政治之基石,朋友排在五伦之末,既在“朝廷”外,又在“家庭”外。朋友与君臣二伦,一在首而一在末,两者相隔甚远,看似不相关,实则存有深刻之联系。本文在古史研究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诗经》中有关诗篇之研究对此予以进一步揭示。 　　一、基于血缘性之君臣关系与兄弟关系 　　王国维于《殷周制度论》一文论述周制度与商之差异时,首先即提及周之继承制。他认为:“商人兄弟相及,凡一帝之子,无嫡庶长幼,皆为未来之储贰,故自开国之初,已无封建之事……周人既立嫡长,则天位素定,其余嫡子、庶子,皆视其贵贱贤否,畴以国邑。开国之初,建兄弟之国十五,姬姓之国四十,大抵在邦畿之外;后王之子弟,亦皆使食畿内之邑。”[1]237 238同时,王氏亦指出:“又与嫡庶之制相辅者,分封子弟之制是也。”[1]237与此继承制度相辅助的,正是周之分封制度。周灭商之后,因周公旦摄政引起管叔、蔡叔等兄弟不满,导致“三监”叛乱,周公成功地平定了这次叛乱,他“吊二叔(管、蔡)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2]418,据说这就是周朝实行分封最初的政治动机。王国维论述分封带来之重大变革曰: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之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舅甥,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1]238根据这段论述,可知正是分封使周代政治架构异于商代:天子不再是各诸侯之首长,而成为各诸侯之君。分封更确立起了严格的君臣秩序,即如王氏所言:“而天子诸侯君臣之分,亦由是而确定者也。”[1]238分封确定了君臣秩序,以便国家日常运作管理。而国家运转的有序并不是单单来自其君臣名分之确立,名实必须相符,实至方能名归,此“实”就是经济利益的划分。《周礼·大司徒》载:“凡建邦国,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其食者参之一;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参之一;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3]254邦国、诸公、诸侯、诸伯、诸子、诸男之地大小各有不同,构成一个序列。此外,《礼记·礼运》篇记:“故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侯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4]681可见,周所封建的公、侯、伯、子、男不同爵位等级的诸侯拥有了大小有别的土地,确定了经济利益的等级秩序。 　　分封之举划定经济利益,催生了君臣之伦,但尤须注意的是,君臣背后保留的血缘性。《荀子·儒效篇》说,周公“兼治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5]114,被“封建”的邦国大多是与周同姓之“亲戚”,血缘关系乃其基本纽结。《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载:“昔成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2]1472这则史料揭示了基于血缘性而建立君臣关系之目的,就是君之兄弟被分封建立邦国(“并建母弟”),“以蕃屏周”。所以,《大雅·皇矣》提到周准备伐崇,首先要“询尔仇方,同尔兄弟”,这是周的政治领导者争取军事同盟的举措,以达到“以尔 援,与尔临沖,以伐崇墉”的军事目的。此时周要联合的“仇方”即是异姓之邦,“同尔兄弟”的兄弟指代的是“兄弟之国”,很可能即是王季的兄弟,太伯和仲虞所在之虞国。以兄弟来称呼所要联合的邦国,正好证明了《左传》中“并建母弟”的记载,印证了君臣背后的血缘性。另外,《尚书·梓材》有一处记载:“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怀为夹,庶邦享,作兄弟,方来,亦既用明德。”[6]387文中歌颂了先王能够辛勤地用明德安抚四方,使众邦国亲近,归附进贡,兄弟之国一同来朝。此处同样以兄弟来称呼同姓邦国。 　　既然君臣的血缘性构建了国家政治的基本架构,那我们就可以对周家族中兄弟与君臣两对身份的平行关系详加考察。西周中期穆王时代繁卣有铭文曰:“惟九月初吉癸丑,公 祀,越旬又一日,辛亥,公褅 辛公祀。衣事亡 。公蔑繁历,锡……车、马两。繁拜手稽首,对扬公休,用作文考辛公宝尊彝,其万年宝。或。”[7]15陈佩芬认为,铭文中的“公是或族之长,所以他有资格主祀 祀,而繁不是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