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行动的实践逻辑-基于8县16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研究.doc

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行动的实践逻辑 　　　―――基于8县16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学研究 东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　　*** 内容摘要：当前，新农村建设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但农民问题作为“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还没有引起应有的充分重视。本研究就是从农民问题的角度，实证性地考察了8县16村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行动的实际状况，在反思农民行动的理论逻辑的基础上，对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行动的实践逻辑展开深入地探索和分析。认为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行动受到村庄权力结构、村庄类型，特别是乡土精英的深刻影响；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和普通农民三层次主体的行为互动是农民参与新农村建设的实践形式；揭示了观念、利益与理性是农民行动的内在逻辑，农民从生存理性到发展理性的转变及农民自身发展很大意义上决定了新农村建设实践的前景；在总结农民行动的观念逻辑、利益逻辑、制度逻辑和场域逻辑的基础上，提出了形成观念转变机制、利益引导机制、制度完善机制和文化形成机制的政策建议，并创新性地提出了农民本位的新农村发展观，对新农村建设之路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 农民行动 实践逻辑　 新农村发展观 一 问题与方法 　（一）理论反思与研究起点 学术界关于农民行为与动机的争论由来已久，各个学派根据农民不同的行为与动机提出了不同的假说，建立了不同的理论框架，同时也根据各自所掌握的案例对自己的假说进行检验。按照小农行为和动机分类，农民行动的理论可以分为四大学派：恰亚诺夫学派、马克思小农学派、舒尔茨小农学派、黄宗智小农学派。 　　恰亚诺夫学派形成在20世纪20、30年代，主要以俄国革命以前的农民为研究对象，认为小农是理性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一旦有经济利益刺激，小农便会为追求利润而创新，能够“将黄土变成黄金”。但没有将市场纳入分析框架，只能解释前市场化时期传统小农行为与动机，对于市场化、社会化高度发达的小农行为与动机的解释则无能为力。马克思小农学派始于19世纪，主要以英、德、法等西欧国家的农民为研究对象，此时的小农处于快速的两极分化之中，农村矛盾极度尖锐。因为这一学派已经将理论与行动融为一体，只是从剥削、阶级、革命的观点研究租佃关系，研究如何改造农村、农民。小农的目标是减少剥削，争取最大化权利，以最小成本改造小农社会，扭转其弱势地位。舒尔茨小农学派形成在20世纪60至70年代，以印度尼西亚、印度、南美等国的小农案例检验其假说。他采取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假设，先验性地确定了小农是理性的，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行为目标。其理论不仅不能解释市场化、商品化以前的小农行为，也无法解释非完全竞争、非完全社会化条件下小农的行为，特别是无法解释当前中国超小经营规模、高社会化水平小农行为。黄宗智小农理论总体上形成于中国农村改革前，通过研究1949年以前的商品小农建构理论框架，研究商品化、市场化渗入乡村部分环节和领域以后的小农行为与动机。黄氏理论也延伸到1985年。但是此后中国乡村变化非常大，黄氏理论的前提假设，如生存问题、就业替代等问题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无法解释社会化程度极高而生存非首要威胁的小农行为。 　　四大理论对所研究时代大部分小农的动机与行为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能解释特定的小农行为，能找到相关案例证实假说。但是四大理论都没有将自己的理论与其他理论放在历史的大框架进行定位，每一种理论提出的假说都能被其他理论证伪，从而受到质疑，削弱了解释力，极为需要有新的理论和分析框架。而这一新的理论框架和基本概念应来源于当代中国农村发展改革实践和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深入农村社会肌理进行长期实地研究当代中国农民行动的实践逻辑，作为紧迫的问题凸现出来。因而，在反思理论的基础上，考察当前新农村建设中农民行动的实践逻辑就是本研究的主要问题和研究起点。 （二）研究角度与方法概述 以上的理论反思启示我们必须从“实践”的视角来展开研究。对于“实践”的讨论，马克思很早就指出：人的存在是实践的，而非观念的。常人方法学家们区分了日常理性与科学理性，认为传统社会学用科学理性研究日常理性，不仅不能揭示日常理性的逻辑，反而陷入“常识观念”的陷阱。作为代表人物的加芬克尔还指出日常生活实践的权宜性、局部性、索引性、反身性和可说明性的特点。而后，布迪厄创造性地对实践观进行了界说。他不仅论述了实践三个特点：社会时空性、有限意识性和能动性，而且尖锐地指出传统社会学的一个主要问题即是将“理论的逻辑”强加于实践，造成了对“实践逻辑”熟视无睹的“唯智主义”倾向。他认为与理论逻辑相比，实践有紧迫性、独立性、模糊性、总体性的特点。正因为如此我们只局限于从理论层面展开认知的话，就可能完全把握不了对象的真实状态，而误把“理论的逻辑”当作“实践的逻辑”。所以他极力倡导一种面向实践本身的实践社会学。 另外，黄宗智提出了“实践”与“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