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我所感受学校管理变迁.docVIP

30年我所感受的学校管理变迁 　　在我参加教育工作近30年的时间里，中小学学校管理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的角色由最初的被管理者变为管理者(校长、局长、校长)。撷取其间我亲历的有关学校评估和学校管理的几段故事，可见30年间学校管理理念的巨变。 　　 　　一 　　 　　1981年，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正赶上潍坊地区教育局对高中进行全面视导，我所在的乡村学校也不能例外。在迎接视导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对“敌情”一无所知，所以教师们如临大敌，像是面对着一场生死之战的将士，沉重的压力几乎要把他们的肩膀压垮了。 　　视导人员进进出出了几趟教室之后，便开始到各个教研组轮番轰炸，居高临下地发表了一些教师们有点听不太明白的指示，然后坐上一辆大篷车走了。 　　在被视导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校领导似乎都很不高兴，教师更是感到压抑。在学校的大会小会上，领导总???拿视导中发现的问题说事儿，鸡毛也是令箭，教师们便有些反感，但也无言以对，只好听之任之。时间长了，日子还是那么平静地过了下去。 　　其实，那时候的校长似乎还不怎么浮躁，大家普遍沉在学校里，忙活着与教学有关的事情。可能是因为没有适宜的环境，所以人们对学校的发展并没有太多的幻想，精力和时间还是放在课堂上，放在学生身上。在教育经费和学校建设方面，等、靠、要的思想主导着校园，人们对干巴巴的工资之外有没有其他收入似乎也没有太多想法。 　　当然，对于办学、教学，人们也不敢有太多的想法，学校仍旧是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校长的领导地位还没有被确立，对于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来说，学校只不过是一个下属部门。按上级的指示办学，是铁的纪律。校长到教育局开会听到什么精神，或者上级下发了新的文件，都必须在最短的时间里传达给全校教职工，立即落实，如此而已。 　　那是一幅很寂寞也很恬静的教育生活图景。 　　 　　二 　　 　　1990年秋天，我还没过31岁的生日，就在懵懵懂懂间当了校长。 　　那时候，企业界开始引进一些新的管理理念。例如：马斯洛的需要学说开始见诸报端。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教师们似乎很在乎过去的领导们不在乎的一些事情，譬如食堂的饭菜质量、家属的工作问题、孩子的上学问题，等等；而且，如果你细心的话，就会不时地从教师们的嘴里听到其他学校诸如此类的信息。 　　“世道变了”，这是当时许多老校长们经常说的一句话，他们大都对此很不理解。 　　那时候，乡村中学有相当一批骨干教师刚刚把家属的户口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但家属们只有户口没有工作的日子很难熬，所以，除了关注教学，教师们很关心自己能不能生活下去。因为“初生牛犊不怕虎”，所以我不知深浅地提出了一个“五子登科”的概念，就是要把教师们的“妻子、孩子、房子、帽子、票子”放在学校管理工作的重要位置。后来我才知道，管理学中有一个“胡萝卜加大棒”的理论。我想，这个“五子登科”可能就是一些“胡萝卜”吧。 　　在此期间，出现了许多勇立潮头的改革先锋。当时胶东有一所县城高中，正是抓住这样一个机遇，把学校打造成为一方名校，也就是被许多人津津乐道的“文明监狱”。这所学校真正是把“胡萝卜”和“大棒”全都派上了用场，奖罚严明是其特色。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刚好一位教师迟到，据说在1分钟之内这位教师就被罚掉6元钱。那时候6元钱还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教师似乎敢怒不敢言。因为，这所学校的校办厂正在为南方一个著名的酒厂做瓶盖，每年有几十万元的收入，所以，学校可以因教师迟到而罚他几十元，也可以因他表现好而奖励其几百元，有条件把学校办成“文明监狱”。 　　一时间，“一手抓钱，一手抓高考”成为各地教育局长的口号。校办工厂办得如何，成为衡量学校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领导考察学校时，必看校办工厂；同行参观学校时，也必到校办工厂转一转。 　　无奈之中，我很是羡慕这样一些“火”起来的学校。 　　当然，直到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是一段弯路。 　　不得不走的弯路走完了，留下来的却是思想的财富。“以人为本”的理念尽管在坚持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到21世纪初期才在官方的文字中予以承认，但在校园里，却是从这个时候萌芽的。尊重教师的需要，特别是尊重其基本的生理、生存的需要的理念，被装到了学校管理者的大脑中，进入了学校的办公会。无论如何，这都是教育的幸事。 　　 　　三 　　 　　20世纪90年代中期，政府各部门突然有了许多可以收费的理由，于是，教育局各处室买汽车成了时尚，教育局的汽车突然多了起来，干部们的腿一夜之间变长了。学校成了他们随时出入的地方，学校接受的乱七八糟的检查评比多如牛毛。 　　因为学校需要应付上级各路人等的检查指导，也因为校长们为了管理上的方便或希望显示一下学校的气派，所以各校纷纷设立了许多新的中层机构。似乎从北京开始，学校把教导处一分为二，变成教学处和教育处，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