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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新型党际关系原则形成的条件分析 　　[摘 要] 本文从中国共产党对时代主题的新判断及外交工作的新目标、新时期中共与国外各类政党交往的迫切需要和新的时代条件下建立新型党际关系模式的要求三个方面论述了该原则形成的客观依据。在邓小平新型党际关系原则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开辟了国家间政党关系的新局面,展现了自主、平等、友谊与和平的价值理念。 　　[关键词] 邓小平 新型党际关系原则 形成 条件 价值 　　 　　邓小平作为党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参加了若干重大的党际交往活动,尤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两党间进行的意识形态论战中,他是当事人之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那个时代中共与外国政党尤其是与苏共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通过对党际交往实践经验的正确总结和新形势的准确分析判断,又提出了构建国家间各类型政党新型关系的指导原则①,使中国共产党开创了国家间政党交往的新局面。 　　 　　一、主观认识与国内外大趋势的客观现实相统一的要求 　　 　　邓小平新型党际关系原则的形成,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主观上对时代主题这一客观大势的重新认识和对我国国情的全面分析,离不开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把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并对我国外交政策的调整。 　　1.确认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自俄国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一直被认为是时代的主题。建国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共未改变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从北方虎视眈眈直接威胁我国安全;而美国直接插手越南战争,直逼我国南大门;苏美还在全球展开争夺,互有攻守,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因此,中共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迫在眉捷,要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 　　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发展趋势有了重大变化。美苏在全球范围的争霸引起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同声谴责,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在实现政治独立后,开始把目光由转向经济建设;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成为各国政府高度关注的目标。1977年到1979年的三年是我国外交取得重大突破的三年,与美国的正式建交标志着我国与西方各国关系的根本改善;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强联系使我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巩固。这些成果“奠定了我国外交上的新格局,使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有了比较好的国际条件,在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也扩大了阵容”[1](247)。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中央经过冷静分析,改变了以往战争不可避免的估计,认为:“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1](416),因此,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对外政策的纲领,一心一意搞建设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 　　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主题的确认,使中国共产党把改革开放的对内政策与捍卫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的对外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也使中国共产党与外国众多的各类型政党有了共同语言,为中共与这些政党建立正式的党际联系提供了条件。 　　2.实行真正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建国后,中国共产党曾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在20世纪50年代采取了与苏联结盟防范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的政策,1960年以后,中苏同盟名存实亡,两国间矛盾加剧。20世纪70年代,为抵制苏联对我国安全的现实威胁,中共开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并执行了一条联美抗苏的策略。这些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弊端也十分明显。不仅使我们的对外政策受到苏美的牵制,不利于我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执行,影响了与一些国家的关系,而且使我国的内政也分别受到苏、美霸权主义的干涉,妄想我们吞下违反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共从维护世界和平、保障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明确放弃以往那种结盟政策。正如邓小平所讲的那样,中国共产党在国际舞台上高举反霸旗帜,谁搞霸权就反对谁,“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2](57)。我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与谁结盟,都会使当时美苏的战略平衡失去重心。中国共产党完全按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折来判断对错,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目的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保障我国经济建设有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促进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与发展。 　　我国实行真正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使世界和平有了更大的保障,也让中国共产党可以灵活地与外国各类政党进行交往。 　　3.确定了对外全面开放的基本国策。新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就宣布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然而,在建国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的国门基本上是关闭的。原因是,以美国首的西方主要国家一直对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