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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知识阶层的内部行规 　　一方面是大学急需自主性改革,另一方面是知识分子的信用破产,无法自律。如何破解这一改革的悖论呢? 　　在我看来,不能因噎废食。就像学游泳一样,老是在岸边比划,不跳下水,永远学不会。民主的实验与游泳一样,只有在民主化的制度环境中展开,才能最后学会民主。一个坏的制度,会把人性中恶的一面激发出来,最后劣币驱逐良币,好人、守规矩的人无法立足,投机取巧的人获得最大利益;而好的制度,会激发人性中正直的一面。为什么今天的大学教授普遍缺乏自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只有义务,缺乏权利,因此他也不用承担相应的责任,普遍的不负责任与普遍的权力匮乏是联系在一起的。“教授治校”的改革,最重要的乃是将权利与责任同时给知识分子。在赋权的同时,建立一个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个监督机制包括行政和舆论两方面。这两种监督,大家已经谈得很多,我想着重分析第三种监督机制,即如何重建自我监督机制:知识分子内部的行规。 　　传统中国士大夫虽然有不少腐儒、庸儒,但与今天相比,总体还是比较清廉的。士大夫作为社会的特权阶层,老百姓对之基本没有制约,皇权对他们的制约也是有限的。知识分子最大的制约来自读书人自身,即士林内部的“清议”。“清议”相当于今天的公共舆论,但古代没有公共传媒,所以这个“清议”基本是在士大夫内部流传。“清议”首先有明确的是非标准,这个标准来自读书人共同信仰的儒家学说。其次,“清议”的各种善恶是非评价不是来自皇帝和官僚,而是自己的同行,是知识分子内部的相互评价。“清议”这个东西很厉害,一个知识分子是否得到普遍的尊重、能不能被重用和提拔,重要的是过“清议”这一关。只有那些道德纯正又有学问或能力的人,才能成为士林领袖,并在官僚阶层中获得提拔。一旦做错什么,便在士林中声名狼藉,一辈子差不多就完了。在大部分朝代中,士林的风气还是正的,虽有伪君子,但真小人是吃不开的――你可以私下里搞“潜规则”,但普遍的价值标准还是存在的。 　　今天中国知识阶层内部的问题在于,这套区分是非善恶的价值标准没有了,即使有的话,也缺乏内在约束力。到处是为所欲为的真小人,连伪君子都吃不开。伪君子与真小人当然都可怕,但谁来当道还是有质的差别。伪君子当道,至少大家还知道许多事做得说不得,公共的是非标准还在。而真小人当道,则是彻底的价值虚无主义,没什么绝对的对错,一切以功利、实用为标准。只要是能够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就可以做,而且理直气壮。 　　1949年之前,中国知识分子内部是有行规的,此后被思想改造、政治运动摧残殆尽,改革开放后的1980年代一度有恢复的迹象,到1990年代又很快淹没在世俗化的功利之中。到21世纪初,知识界的风气彻底变坏。风气这个东西有时候比制度还重要,制度可以一夜之间改变。制度若想落实,需要软环境的配合,这就是风气。而风气的改变,无法雷厉风行,它与人的内在价值有关,与公共文化有关,起码需要一两代人才能扭转。 　　今天有许多知识分子即使想洁身自好,也非常挣扎,因为风气变了,坚持原则被视为迂腐,被看作是不识时务。在中国,在几种情况下“说不”很难:一种是对权势说不,另一种是对人情说不。过去风气尚存,很多良知认为不该做的,都比较自律,不会强人所难。当风气变得当真小人比做伪君子都坦然、光荣的时候,便不再有原则,不再有善恶,唯有功利。知识分子普遍地变得很乡愿,只问人情,不问是非。不是说知识分子内心不再有是非标准,而是这些伦理价值都变得相对化、工具化,看放在什么环境下灵活引用。本来读书人斯文在身,要守一些基本的道德底线,可如今斯文扫地,该守的,在权力、金钱与人情面前都守不住了。不是个别人守不住,而是整体守不住。贪污、抄袭和奸污女学生的是少数害群之马,比这更严重的,是整体风气的堕落,不再讲操守,不再有耻辱感,几乎所有人都在名利场和人情圈里沉浮挣扎。 　　在风气蜕变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共同体不仅不能实现自我监督,反而有助长个人堕落的负面效应。在国外,一个教授如果抄袭,代价太大了。一旦被揭露,就要被除名,还面临被整个行业除名、永不叙用的下场。代价太高,一般人不会冒这样的风险。在发达国家,一个人最珍惜的稀缺资本不是权力,也不是金钱,而是自己的名誉。名誉事关个人在社会上的信用,一旦信用出了问题,就寸步难行。以提出“历史已经终结”出名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作过一个关于信用的研究,发现在世界各主要国家之中,中国的信用是最低的。的确,信用在中国是一个非常不被重视的资源。人际交往、生意场上,随便拍胸脯、下承诺,到处是“忽悠”文化、“捣浆糊”文化。人与人之间普遍缺乏信任,交易成本过高。 　　共同体对个人的制约,消极一面来自严格的行规,积极一面则来自集体的荣誉感。传统社会里,集体荣誉感来自家族。士大夫所要维护的不是个人的荣誉,而是整个家族的尊严。一个书香门第如果出了败类,这叫“伤风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