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灏珠“心脏病学之父”精神力量.docVIP

陈灏珠“心脏病学之父”的精神力量 　　在前不久隆重举行的上海市科技奖励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教授陈灏珠荣获“上海市科技功臣奖”,成为这一殊荣的两位获得者之一。 　　当这位被誉为“当代心脏病学之父”的老人缓步迈上领奖台时,台下掌声雷动。“人,是一定要有精神的。”陈灏珠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更是激起人们心灵的共鸣。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精神力量,成就了陈灏珠的不凡之路? 　　 　　事业精神 　　采访从摆满办公室书柜的医学书刊说起,那里面记录并见证着陈灏珠的事业轨迹。 　　60年前,《中华内科》杂志连续发表了一位来自上海医生的“临床病例讨论记录”。一时间,好评如潮,这一系列来自临床一线的生动案例令全国各地的医生如获至宝。而这批文章的落款都是同一人――陈灏珠医师。 　　那时的陈灏珠,是刚刚踏进中山医院工作不久的一名住院医师。医院每周要举行病例讨论会,病理科医生会参加临床医生的讨论,由病理论断来分析和验证临床医生的诊断和治疗措施是否正确。在一旁聆听的陈灏珠默默记下了医生们的讨论内容,加以细心整理并请老师指正后,发给了当时的权威内科杂志――《中华内科》。 　　谁也不曾想到,这位当年初出茅庐的住院医师,后来迅速成长为我国当代心脏病学的领军人物。 　　1943年,以优异成绩从中学毕业的陈灏珠先后收到了3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国立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和国立中正医学院。 　　“不为良相,必为良医。”抱着这样的情怀,年轻的陈灏珠选择了学医之路。 　　此时的国立中正医学院已经因战火而两度被迫搬迁,老百姓的祠堂成了学生们的临时宿舍。虽在战时,学校的治学却依旧严谨。老师授课一律用英文,但由于日军封锁,买不到新教材,学生只得把老师讲授的内容当堂记录下来当做教材,动作稍慢,就会跟不上进度。每晚,陈灏珠在如豆的昏暗灯光下写下的、详细清晰的“陈体”笔记,第二天就成为同学们争相借阅的样板。 　　大一刚结束,随着日军侵华的加剧,学校被迫再次搬迁,学生们必须自己逃往下一个目的地。 　　当抗战胜利后,学校迁回南昌时,原本和陈灏珠同班的100多位同学只剩下了30人。而日后正是在这30人里,涌现出了新中国的3位院士。 　　说起这段艰难的流亡大学生涯,陈灏珠百感交集。他说,苦难也是一所学校,这段无奈的日子,也带给自己当一名医生所需的基本知识、快速的记录习惯和扎实的外语功底,更让自己受用一生并践行一生的,是“目睹了战火中生命的脆弱后,才真正体悟到生命的珍贵,从而更加坚定了行医济世的使命感,以及为医学事业奋斗终身的信念”。 　　多年后,当陈灏珠站上讲台为医学院的学生们讲课时,总会对年轻人说这样几句肺腑之言:“做医生一定要有事业心。因为医生不仅仅是一份赚钱营生的职业,更是一份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一定要用事业的追求去践行职业的责任。” 　　采访中,谈起如今一些医生的缺失敬业精神等不良现象时,陈灏珠提高语气对记者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千万不能把当医生看做一个单纯的就业岗位。医生不仅仅是一份挂着听诊器的工作,更是一项奉献价值、实现行医济世理想的崇高事业。如果只用‘谋生手段’的眼光来看待医生这份事业,那就太肤浅了,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好医生。” 　　 　　创新精神 　　上世纪50年代,就在大多数心脏病人都被风湿性心脏病所困扰的时候,刚刚进入心内科领域的陈灏珠就大胆预言:有朝一日,冠心病这类与病毒感染无关的动脉粥样硬化性疾病,将取代风湿性心脏病成为心血管系统的流行病。 　　并非异想天开。他的预言是基于对病人情况的仔细研究和统计分析。在研究了住院心脏病患者的病种构成后,他发现了这个微弱的趋势――冠心病的比例在逐渐增高。他翻阅了大量国外文献,发现西方国家已经明显出现了冠心病病人增多的趋势。 　　事实证明了陈灏珠的远见。自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冠心病逐渐成为我国最常见的心脏疾病。 　　1954年,在陶寿淇教授的指导下,年仅30岁的陈灏珠发表了论述“心肌梗死”的文章。 　　“心肌梗死”这一病名从此被医学界所公认,并沿用至今。 　　陈灏珠并不是预言家。他的创新发现绝不是拍脑袋的突发奇想,而是基于敏锐的洞察力和科学严谨的论证。 　　他对记者说:“医学领域的创新关乎生命,绝不可为了博人眼球刻意作秀,而应该完完全全为了病人。” 　　正是为了病人,这位原本只需依靠听诊器、心电图诊断病情的内科医生,选择了一条全新的探索之路。 　　在那个没有心脏超声设备的年代,心内科医生无法通过X光或心电图直观地诊断疾病。陈灏珠决定采取一种更直接的方式与病灶“对话”――将一根导管顺着病人的血管进入心脏内部,到那里一探疾病之究竟。 　　在老师的带领下,陈灏珠在中山医院建立了上海第一个心导管室。此时,我国已经成功开展了右心导管检查,即让导管通过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