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与“青年”解体.docVIP

青年与“青年”的解体 　　 　　从新青年到五四青年，到民主青年，到激进青年，到革命青年，而后到1980年代末，中国近百年来的“青年”，作为一个带有神圣性的角色类别，已经基本解体了。 　　 　　青年，是一个年龄群体、年龄阶梯。用社会学的话说，作为一个社会类别，它是历史地、社会地形成的。新史学的主要成果之一便是说明各种社会群体在近代化过程中如何随着产业化、城市化一步步形成。 　　中国以前对人有“老少”之分、“大小”之分，也有“孩子”、“壮年”，但几岁到几岁是婴儿、幼儿，几岁到几岁是童年、少年、青年。然后是中年、老年，这些都是近代开始一步一步地规范的。相对于西方社会，中国比较特殊的是产业化相对滞后，因为民族危机，近代的教育体制在近代工业系统形成之前先建立，所以中国最初形成的“年轻人’群体实际上是青年学生。 　　而青年不单单是一种社会类别，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类别。自形成始，中国社会对这个年龄群体便有特别的期待、要求，这就是社会学中的“角色”。社会角色是社会对某个群体角色的担当者的期待的复合体，这其中包括了义务、使命或者规范，然后逐渐形成相对稳定的结构。但它也会变化，角色的内涵会随着历史的过程、社会的变化发生演变。 　　自中国有“年轻人”这个社会类别，“青年”角色就开始被建构起来了。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一开始便赋予中国的年轻人很多的意义。认为中国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中国的年轻人必须承担，留学生必须救国。从那时开始，“青年”作为一个特殊的角色类别概念，慢慢在中国被建构起来，而后它的意义逐渐明朗化，被结构化。 　　 　　从新青年到激进青年 　　“青年”从梁启超的少年论提出来，而后新文化运动过程中年轻人自己参与建构，青年导师(譬如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也同时出现，来规定意义，从而完成了第一个“青年”意义结构化的过程。到五四运动，这个结构基本成型。五四运动时，它在社会上得到了承认，各种社会群体，大家都认识到这个角色类别在中国的重要性。 　　“五四青年”已经成为中国经典的角色模型。人们认为“五四青年”应该是中国青年的标准模型，它讲民主、讲自由，五四青年扮演的是拯救中华民族的神圣角色、肩负的是民族存亡的神圣使命。但是五四青年也要自己作为年轻人的权利，他们要婚姻权、要经济独立权，要突破父权，摆脱家庭和家庭伦理的束缚。1980年代以后，社会开始重提“五四青年”，要恢复“五四青年”，就是要权利。 　　“五四青年”到后来演变为“抗日青年”、“进步青年”、“民主青年”，到1949年以后成了“革命青年”。新青年的时候有年轻人离家出走，批判孝行，这在当时受到社会很大的反弹。施存统写了《非孝》以后，就不能在杭州待了，所以他只好跑到北京去。但是后来民族危机爆发，全社会救国之时，这些“新青年”突然扮演了救国者、拯救者的角色，“五四运动”一发生，社会马上就认可他们。社会因此开始修改“青年”的意义，社会期待也开始发生变化，希望“青年”就是这种激进青年，希望他们担当国家命运。 　　但另一方面，角色的承担者和扮演者，也会跟社会发生互动，他们也有自己的愿望和动机，并参与了意义的修改。“青年”的意义结构不是单方面地由社会的结构性来规定的，而是角色的担当者与社会的互动的结果，它会发生改变。 　　在这种互动中，“青年”这个神圣的角色类别在中国存在了将近100多年，从早期的“非孝”，到现在年轻人的非“非孝”(回家论)，年轻人在不断地改变社会对年轻人的角色规定、期待。为什么中国的青年在某个阶段会有强大的、群体胜的行动，而在另外一个阶段他们和社会的关系又发生变化?如果青年们想修改“青年”的意义，不愿意承担社会的角色期待，年轻人群体、青年群体与社会就会有摩擦、冲突。而当他们特别顺从的时候，社会对这些年轻人的报酬就可能特别多。 　　青年因为在中国的历史上扮演了激进文化运动担当者的角色，在历史的救亡运动中适应了中国社会广大民众的期待，承担了对国家民族的一种使命(这是所谓“青年”角色最为核心的部分)，所以，中国青年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特别高，这是社会给的报酬。罗素曾讲到，在西方近代历史上有过青年崇拜。青年崇拜是近代世界历史上普遍的一个现象。对新的生命力的崇拜与产业化有关，工业大机械生产需要新型的劳动力，需要年轻人担当特别的社会角色。但是。在中国，青年地位特别突出，这是因为它后来改变了国家的命运。 　　 　　国家的控制与整合 　　1949年建国时，毛泽东在城楼上呼过一句口号：青年万岁!所谓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是认同“青年”角色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 　　可是194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49年以后，青年开始面临国家的整合，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反弹。可以从50年代年轻大学生、青年知识分子的一些言论中看到，他们觉得“新青年”以来的有些重要东西正被抽走，他们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