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再平衡猜想.docVIP

全球经济再平衡的猜想 　　弗格森的“中美国” 　　 　　最近全球经济失衡的流行词是“中美国(Chimerica)”,或者说是“中美互补”。这个词最先是由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弗格森提出,之后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但中国高层似乎对这个词并不感冒,因为这个说法常常被华盛顿利用作为推卸危机责任的借口,比如大肆攻击中国的高储蓄。客观上讲,如果抛开一些政治的干扰,这个提法基本上还是成立的。 　　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中美国”理解成为中国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中国举国的消费还抵不上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州的总消费。中国、日本、德国和印度四国的消费总和大致相当于美国的70%。简单计算,美国家庭储蓄率上升5个百分点,中国便需要增加40个点的消费来平衡,显然两国实力是不可能对等的。 　　我们讲,“中美国”事实上只是描述了全球化过程中中美两国各自的奇特经济角色。美国这个典型的“过度消费”大国需要大量的“外供”,而中国这个典型的“超低消费”大国需要大量的“外需”,于是双方为了各取所需自然绑在了一起。 　　尽管在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中,中国并不是最大的贡献者(石油美元循环构成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的最大项),但是中国却是2003年以后美国逆差增量的最大提供者(贡献率接近70%)。2008年中国对美出口占美进口份额的20%以上,中国对美的贸易顺差占到了美国贸易逆差的45%。 　　一段时间内,所有的参与者都从这个模式中获益。华尔街日报曾有篇文章把近十几年的全球经济模式的参与者归为三类国家:“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和“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 　　以美国为代表的“知识生产的头脑国家”,以极其发达的金融系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由于中国输出通缩极大地满足了美国消费者的福利,同时中国输出储蓄,所以美国的长期利率一段时间内被压制在低位(特别是2004年中期后美联储开始启动17次的加息周期,但很长一段时间美国的长期利率却并不随之上升,美国的利率期限结构呈现罕见的驼峰状,这一现象被认为是中国输出储蓄造成的),而股市及楼市的上升使得美国家庭获得了资产型储蓄,并产生了巨大的财富效应。 　　以中国为代表的“物资生产的躯干国家”,作为物质生产的世界工厂获得了巨额的贸易,重商主义的经济模式得到最充分的发挥,经济总量的快速增长支持了社会的稳定。2001～2007年,出口占GDP的份额从20%跃至36%,几乎翻了一番,而同期全球GDP中出口份额也从24%升至31%。换句话说,中国对时机的把握近乎完美。 　　以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供应的手脚国家”,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制造业大国的产能扩张的推动,不仅出口大增,而且价格也大幅上涨,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 　　世界经济不是跑得很好吗,怎么后来就出问题了?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 　　 　　换个视角看失衡危机 　　 　　面对这些疑问,我们有必要换个视角来看失衡问题。 　　最近十年,全球总供给能力大幅上升。导致其上升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全球化的红利扩散和网络信息技术溢出效应。同时网络信息技术的推广使用,又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发展,两者相得益彰。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原有的工业生产方式几乎完全被重构,跨国公司接管了全球的产供销链条。 　　尽管要素有国界,但资本却可以在全球金融市场中自由流动,可以迅速地在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找到最合适的劳动力和要素资源相结合生产出产品,然后极其便利地被运送到任何一个有购买能力的人手中。在全球各行各业活跃的沃尔玛式的巨头渔网式的搜索下,理论上可以使全球的生产商都能被推到生产函数的边界上。 　　与总供给上升的同时,全球总需求结构却在急剧恶化。作为全球需求的驱动机,由于低工资和低工资增长率,使得美国雇员报酬在可支配收入中所占份额长期下降。 　　对于普通的美国中低收入的劳动者而言,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力的替代和竞争,导致其向雇主议价的能力大幅减弱。这一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在近30年的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中低收入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始终无法得到有效增加。 　　在某种程度上,全球化就是美国“去工业化”的过程,大量的制造业工人开始转向低端服务业(建筑、零售、休闲),而低端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却远低于制造业。因此,21世纪以来,美国的工资增长率显著低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善。 　　此外,贫富差距的加剧更加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不足,因此“新经济”后美国经济增长动力明显趋缓,经济增长率处于长期(10年)移动平均线之下,这之后虽有全球化的红利发酵,虽有强烈的信贷杠杆刺激,依旧无法改变经济增长疲弱态势。 　　对于美国来讲,“去工业化”的结果必然是走向杠杆化和去监管化,或者说是金融自由化。利用其高效复杂的金融体系制造资产膨胀来弥补经济成长的长期动力的衰竭。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