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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资源约束型通货膨胀中国的应对策略 　　2007年10月，我国CPI同比增长了6.5％，随着元旦、春节的临近，可以预料，CPI不仅会居高不下还可能在明年出现继续冲高的态势。按中国官方统计做法，CPI的统计样本主要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八大类，涉及大约700多种不同的商品和服务项目。从对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来说，食品所占比重最大约为1/3；其他依次为娱乐教育类消费占14.2％；居住类消费13.2％；烟酒比重最低只占3.9％。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工业国家CPI内容与中国大同小异，只是在居民消费支出中，这些国家的“住行”比重通常最高，而中国则以“吃喝”为主。在这种以“吃喝”为主的消费结构背景下出现了CPI持续走高再简单不过地说明了本轮通货膨胀的领涨因素是食品价格。而食品价格拉动消费物价指数上涨又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事实上，2007年，全世界最显著的宏观经济现象就是：许多国家几乎同时出现了以食品价格大幅上扬为特征的通货膨胀。 　　我们都知道，食品价格上涨的实质是粮食价格上涨，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与世界经济融和度较高的国家，其国内市场的粮价必然决定于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波动。那么，为什么会出现全球性的粮食价格上涨呢？我认为大体有以下几个原因：（1）全球变暖趋势下的气候异常令许多国家出现旱涝灾害，如去年主要产粮国澳大利亚遭受严重旱灾就对国际市场的粮食供给产生了明显的影响；（2）在石油价格不断大幅上涨的条件下，美国以玉米为原料造乙醇汽油使其国内玉米价格上涨了70％，拉动国际市场玉米价格上涨了34％；（3）最近若干年许多农作物出口大国都对农业资本投入有所忽略，因此在遭遇异常气候状况时不能有效进行农产品生产能力的调整；（4）国际粮食储备已跌至35年来的最低点，这种库存过低的现象容易产生粮食市场价格继续走高；（5）由于世界粮食市场的危机刚刚显现，因而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农作物供应大国显然还没有做好充分的的思想准备，当然也没有明确的供应行动调整意向，这使得2008年以后的???界粮食市场充满了不确定性，因为众所周知，上面提到的四个国家中，只要美国停止用玉米生产乙醇汽油或结束轮替休耕制度，只要巴西将可利用的耕地面积提高一个相当的百分比，即使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供给曲线不变，世界粮食市场的供求紧张状况也能立即改观。 　　从上述五个原因可以看出，在全球化背景下，本轮的世界性通货膨胀并不是由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失误造成的，它完全可以被命名为“全球资源约束型通货膨胀”（请注意，这是我发明的概念）。这一类型的通货膨胀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它具有强烈的传染特性，同时又不是不可战胜的。 　　那么，中国2007年出现的通货膨胀在同本轮“全球资源约束型通货膨胀”属性趋同中有没有个体差异成分呢？当然有。 　　在世界粮食市场中，有13亿人口且人均可耕地面积只有1.4亩的中国是以粮食进口大于出口的经济体身份参与国际市场活动的。根据专家测算，中国只要年粮食净进口量占其国民消费量的20％，就有可能导致国际粮食市场崩溃。幸运的是，中国每年粮食进口量远低于年度消费量的10％，特别是中国的决策层多年来一直把“三农”支持问题摆到工作日程表的显要位置，因此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的粮食进口需求也不会成为世界粮食市场危机的引发因素。如果分析中国2007年通货膨胀同全球通货膨胀的个体差异，那就只有一个短期因素，即猪肉价格问题。 　　在2007年中国的CPI指数屡创新高过程中，猪肉价格大幅上扬起到了十分明显的带动作用。为什么猪肉价格会上涨？除了玉米价格和饲料价格因素外，还有两个十分重要却被很多谈论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家忽略了的问题，即今年的蓝耳病疫情和防止猪肉价格大幅波动的长效机制缺位问题。中国生猪的主产区不在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而主要在长江流域，今年恰恰在长江流域爆发了罕见的蓝耳病疫情。蓝耳病病毒自上世纪80年代从美国传入中国，在近20年的时间里，该病毒发生了变异，蓝耳病病毒直接影响母猪的生殖系统同时对仔猪呼吸系统造成严重损害，能在短时间内迅速蔓延引致大量生猪死亡。据国内媒体报道，长江流域因蓝耳病造成的生猪死亡量也就在百万头左右。但据那些已到疫情流域生猪屠宰厂实地调研的专家们估计：从今年疫情发生以来造成的屠宰厂停工状况及猪肉供应缺口等指标可大致推断蓝耳病疫情造成的生猪死亡头数应当不低于1000万才能和实际状况大体吻合。也就是说，对蓝耳病疫情的影响强度，地方政府可能存在着“瞒报”或有意低报的嫌疑。当然，如果是地方政府官员在统计数字上做一点假，问题也不难解决，问题在于：如果疫情的影响果真如此之大，那么，其背后的原因倒是值得重视，即：疫情为什么会发展到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