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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与范围界定 　　公司社会责任问题的起源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起源，肇始于20世纪初的美国。美国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理论和实践有两个重要标志，一个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多德与伯乐教授的著名论战，在这场论战中，学界首先提出了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另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以宾夕法尼亚州立法为先导，二十九个州(即超过半数的州)修改公司法，新的公司法要求公司经理为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服务，而不仅为股东服务。这是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化的第一次浪潮。 　　英国20世纪七十年代从美国舶来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八十年代随着经济的衰退，一些有识之士提出强化公司的社会责任，如英国产业联合会总干事班汉姆爵士指出：“公司经营者的首要责任是确保公司成为良好的法人市民。不仅要照料好那些与公司具有直接利益关系的股东、职工、客户和供应商，而且要照料好最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公众和环境”。九十年代后，公司社会责任在英国受到更广泛关注。布莱尔在1995年著的《所有与控制：面向21世纪的公司治理探索》中指出：“公司并非简单的实物资产的集合，当然，其中包括了股东，并且，权益资本是总体投入组合中极为重要的构成部分之一。但投入并不限于股东。供应商、贷款人、顾客，尤其是企业雇员很可能具备了专业的技能，或称人力资本，这种技能主要对特定的公司具有价值。或者，供应商们可能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建起了一家工厂，仅为了满足这家公司的需要。” 1999年，英国法律规定，退休信托基金的管理机构在进行投资时，必须告诉投资者，当他们的基金在进行投资时，对于社会责任的考量程度如何。该规定从2000年7月开始实行后，到了10月，已经有约六十％的退休信托基金把社会责任投资的原则，放在他们整个投资决策的重要一环。 　　日本最早提出公司社会责任理论是经济学界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提出，包括“有限性社会责任论”、“扩大的社会性责任论”两种观点。有限性社会责任论认为，提高利润是企业的社会性责任，决不能放弃这一责任。同时指出，如果存有纯粹公共利益的话，则将所有的东西，都可转变??企业自身的利益，而成为经营者的社会责任。这种观点很狭隘的将社会利益演变成个人利益，认为在完成了个人利益的同时就是完成了社会利益，认为利润具有社会性机能，所以，这种观点也被称为利润社会性机能论。而“扩大的社会性责任论”则显得很豪迈，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已经超出了所谓朴素的企业自身公共服务论和利润的社会性机能论，而带有直接过问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的责任的性质，甚至指出企业经营者“必须学会具有国民社会整体意识和远见”、“必须具有解决国民问题的气概，投入于根除社会积弊的行列”、“协助政府稳定通货膨胀，并致力于自我吸收成本上升部分”等。但是公司社会责任理论却始终未被立法者们所采用。 　　国际社会于1998年1月颁布了SA8000，它是世界上第一个以改善工人工作条件和环境为目的的标准，根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公约》、《联合国儿童福利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的一些要求，其内容则主要针对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作出规定，能使劳工在多方面的权益获得保障。可以说，SA8000是全球第一个关于社会责任的国际标准。1998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OD)制定了《公司治理结构原则》，该原则包括公司治理结构的五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利害相关者”的作用。最近澳洲国会通过财务服务改革修正案，规定退休信托基金的管理机构在进行投资时，必须告诉投资者，当他们的基金在进行投资时，对于社会责任的考量程度如何。这里的社会责任是指当信托基金在投资某公司时，他们到底考量了多少劳动、环境、社会与伦理的标准。 　　 　　公司社会责任的性质分析 　　 　　在探讨公司该不该承担社会责任之前，必须解决的一个前提问题是，何为公司社会责任，这种责任是道德性的还是法律性的。只有在同一概念框架内来讨论公司社会责任才有意义，因为公司本身是社会的产物，其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性，事实上，公司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法律的规制状态，而任何的法律规制，无不体现出一种社会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的价值平衡，从这一意义上可以说，不存在着不承担任何社会责任的公司，因为立法者和制度的设计者已经将社会责任内化为公司的法律规制，变为游戏规则的一部分，例如产品责任、环保责任等，这显然带有很强的社会性，如果不承担这部分社会责任，则意味着已经违反了游戏规则。因此，如果将社会责任界定为法律责任，则就不存在该不该承担的问题。如果将社会责任看作是一种道德责任，是对公司的“软约束”，则公司社会责任问题也就成为一种倡议性的口号，缺乏一种强制力量。正是因为这种两难困境，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含义与一性质，理论界没有统一的观点。 　　为此，有必要区分广义的和狭义的公司社会责任。狭义的公司社会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