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定“治国安邦总章程”.docVIP

制定“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宪法只写定了的共同原则,才可以团结;有了团结,就有了安定,十亿人要遵守,党员也要遵守 　　 　　小平让彭真抓宪法 　　1979年制定刑法等七部法律时,就涉及对1975年宪法的修改问题。那时,对宪法进行了初步研究。除了制定这七部法时必须改的有关规定,还有一些重大问题,包括国家的根本任务、基本经济制度等方面的规定,都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需要修改。 　　对宪法进行全面修改问题比较大,比较复杂,需要一定的时间。1979年6月12日,彭真同志召集乌兰夫、姬鹏飞、刘复之、武新宇、邢亦民、王汉斌和我研究,先根据地方组织法、选举法、检察院组织法提出的问题,对修改宪法若干问题提出了草案,由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 　　1980年,中央书记处研究1980年、1981年的工作安排,其中就有对宪法进行全面修改。彭真同志两次对我说,他回北京工作后,邓小平同志让他抓宪法???题,并说要集中力量搞。 　　1980年9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宪法修改委员会由叶剑英任主任,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委员有103人。党中央政治局、书记处的同志,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各党派的负责人,各方面的代表人物都参加了宪法修改委员会。 　　1980年9月15日,叶剑英主持召开宪法修改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成立了秘书处,胡乔木为秘书长,还有几位副秘书长。会议决定,由秘书处先提出一个讨论稿。秘书处成立后,开始进行两方面工作:一是广泛地征求各界人士对宪法修改的意见,召开地方、各部门、各界人士、各方面专家包括法学专家、经济学专家、政治学专家的座谈会;二是对中国建国以来的宪法进行研究,同时搜集了许多外国宪法的资料。 　　全国各族人民对修改宪法非常关心,思想非常活跃。经过十年动乱,大家都在总结经验教训,考虑如何才能防止类似情况再发生,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有比较大的分歧,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比如,宪法要不要规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政治制度是实行三权分立的议会制度,还是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搞一院制还是两院制;实行联邦制还是完善民族区域自治;等等。具体的意见就更多了。秘书处的工作人员根据各方面意见开始起草条文,搞了五稿,不少条文都有几个方案,甚至连要不要序言,也有不同意见。 　　当时,根据中央决定,“两案”(指对林彪、江青两集团的审判――编者注)审判指导委员会由彭真同志挂帅。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6月27日,六中全会决定,由彭真同志主持宪法起草工作。6月28日晚,彭真就找我谈修改宪法问题。6月29日上午,彭真同志召集武新宇、王汉斌、项淳一、我和杨景宇在人民大会堂开会,研究修改宪法工作问题。 　　 　　从北戴河到玉泉山 　　为了集中精力抓修宪工作,1981年7月13日上午,我和项淳一随彭真同志到北戴河搞调查,住在11号楼。7月18日上午,彭真对我和项淳一说,就修宪问题给中央写个报告,修改工作组由胡绳当组长;你们俩人在我这里参加修宪,一些问题我们讨论后再对外讲。7月20日,把胡绳和参加起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个人找到北戴河,搞了个小工作班子。 　　从7月到北戴河至8月13日回北京,搞了一个月的调查研究。首先是了解情况,彭真听取胡绳、王汉斌关于前一段修宪情况和问题的汇报,找一些同志了解情况,调查研究。8月17日,我根据前一段时间彭真同志研究的问题和了解的情况,整理出29个问题。10月3日,彭真同志在修宪秘书处、工作组的会上说,在北戴河了解情况,包括实际情况和各方面意见,如秘书处的草案,几个方案比较、各方面意见等,脑子开始有点眉目,知道存在什么问题了。 　　8月20日上午10时,彭真找胡绳和我到北京医院。他说,修宪分两个班子,一个是工作组,一个是秘书处,人多了搞不成。9月30日上午,彭真找刘复之、林默涵、刘白羽、项淳一和我开会。彭真说,现在宪法具体工作胡绳管,实际上是三人,还有一个王汉斌,一个顾明。宪法修改方面,顾昂然做秘书。这就给我明确和加重了责任。 　　10月3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修宪秘书处、工作组会议。彭真同志说,现在把整个搞宪法的工作班子组织起来,把“苦力”集中到玉泉山。接着,由胡绳宣布工作班子组成,彭真同志对修宪的原则和方针讲了话。 　　10月5日,起草班子集中到北京玉泉山,下午召开工作班子会,进行了分工和安排。序言部分由胡绳、龚育之、卢之超起草,总纲部分由胡绳、顾明、王叔文、许崇德、肖蔚云起草,权利义务部分由王汉斌、张友渔、王叔文、杨景宇起草,国家机构部分由王汉斌、邢亦民、顾昂然、许崇德、孙立、许孔让起草。 　　 　　听取不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