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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抑郁症,期待内心的阳光 　　2011年4月28日下午，洛阳市公安局纪委书记张广生，从该市公务员小区一栋高楼楼顶坠楼，经现场抢救无效死亡。《第一财经日报》以“抑郁症反思录：一个公务员的非正常死亡”为题，对此案做了比较细致的报道。报道中基本采信了洛阳市公安局发布的《关于张广生同志坠楼死亡事件的情况说明》，认为张广生的死因是精神抑郁。而国家行政学院的竹立家教授在接受《羊城晚报》采访时则说，他不相信官员自杀的原因都是 “工作压力大”、“抑郁症困扰”，他认为，一些官员表面风光，内心却有着无人知晓的秘密和苦恼。 　　 　　网络上，针对张广生的死因，热议还在继续。张广生的死亡并非孤例。仅以2011年为限，4月29日，江苏省常州市编办主任许明新跳楼身亡；4月20日，山东聊城市阳谷县维稳办副主任陈国庆自缢身亡；4月12日，江西省遂川县委保密机要局副局长关可平跳楼身亡……公务员的非正常死亡，已经成为新闻媒体和街谈巷议关注的焦点。官员们脆弱压抑的心理已不容忽视，他们内心的秘密与苦恼也必须放在阳光下，透透气，去去霉，接受一下X光。 　　张广生内心的秘密与苦恼何在？斯人已矣，无从论断。根据洛阳市公安局的《情况说明》，张广生夜间经常失眠，近期情况加重并呈现抑郁症状。加之长期超负荷工作，自感工作压力过大。近日，张广生感觉身体不适，提出请假，市局领导批准其休息，并劝其休养一段时间，但张广生坚持每天工作半天、针灸治疗半天。这是张广生近期的身心状态。他是疲惫的，甚至是有一点勉强的。另据《新京报》，张广生在生前留给警队同事的印象是“为官清白，不收礼”。熟悉张广生的警队同事讲，张性格内向，不善交际，原则性强，公事公办，张的亲戚托他办事，他曾拒绝，家人因此还责怪他不通人情。“他对自己的生活要求很低，不乐意陪吃陪喝，也不参加工作应酬，大部分时间都回家吃饭。”这是张广生一贯的性格状态。他是执拗的，甚至是有一点孤僻的。媒体报道呈现给公众的，是一个不合群的、甚至有点落落寡合的官员的肖像。如果说有些官员给他人的印象是难以掩饰的炽烈物欲和残酷杀机，譬如热衷贪腐与权斗；那么张广生给人的印象，就像是某种吃喝玩乐、请客送礼、勾心斗角的官场文化的淘汰出局者，或者说受害者。洛阳市政府推行的各政府部门“行风评议”中，洛阳市公安局在第一季度评议中排名较靠后。媒体认为，张广生的自杀动机可能与此有关。对张广生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具有刺激性的应激性事件。内向而执拗的人容易自责，容易过度自我归咎。在他选择自杀之时，对他所在的这个“行风评议”排名较后的部门，他会否有强烈的孤独甚至窒息之感？ 　　据《第一财经日报》，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总督导徐凯文博士表示：一个人去自杀，有三个重要因素决定了他的行为，它们分别为“家庭”、“同伴和社会的支持”与“信仰和理想”。徐凯文表示，如果一个人家庭很幸福，心理抗压度也肯定高；同伴和社会的支持，则会让你更坚强一些；信仰和理想，则关于生命的意义和自我存在价值的认识。“如果这三个因素都没有，或者至少缺少了其中两个，那就有可能走上绝路。”其实，倘若不唱高调，而是心平气和地去考察公务员群体的心理状况，我们就必须承认，很多人的“信仰和理想”是苍白无力的，甚至很多人在内心中持有着对于特权、暴力、感官放纵、虚无主义的隐秘信仰。张广生如果像媒体所说，比较严于律己，一般来说，那也不是高调信仰的原因，而是其个性、经历和早期所受教育决定的。缺少信念基础的善良行为不容易保持，也容易受到应激性事件的刺激和扰动。“信仰和理想”的缺场不是个人问题，甚至也不是特定群体的问题，而是时代的共同问题。徐凯文博士就认为，包括张广生之死在内的“公务员非正常死亡”现象“有时代背景的因素”。决定自杀行为的三个因素中，“家庭”与“同伴和社会的支持”在当下的社会空间中也令人颇有稀薄之感。今天那些深陷潜规则之中的官员会觉得这些事让家人知道得越少越好，而像张广生那样拒绝给亲戚办事的人，家人又会责怪他不通人情，在这个意义上，官员的阴影部分，无论贪婪还是“偏执”，都是被压抑的，哪有真正的支持可言？就在这里，你可以看见，官员和他的家庭，和社会其他群体，甚至和他自己，都处在一种对立和分裂的境遇之中。徐凯文博士说：“从整个国家良性发展角度来讲，可能我们不应该那么着急赶超美国和日本，而是要让每个人都有幸福感。”如果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如果具体到家庭成员之间，都不能互相体谅、彼此分享艰难，谁又能孤立地幸福起来呢？ 　　在阳光下生活，在阳光下表达和沟通，这对于公务员群体来说是不是一种特别的奢侈？即便深受抑郁症候的折磨，张广生也只能求助于冷冰冰的针灸。有一些真实的东西，它们本来是正常的公共事务，在官员们那里却变成了难以启齿甚至顾虑重重的超级隐私。所以，正常渠道的心理谘商就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了。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