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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平等物质帮助权法律实现 　　中图分类号:D911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中国农民平等物质帮助权,存在着立法上的不平等和实际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是城乡二元体制所造成的后果,但和农民自身权利意识缺乏也有着一定的联系。这种不平等已经开始危及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本文认为,农民平等物质帮助权的实现需要通过增强农民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培养农民的权利意识,建立农民的利益组织,并通过宪法、法律和法规的完善,解决由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农村生存保障机制的缺失,是当前实现农民平等物质帮助权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农民 平等物质帮助权 法律实现 　　 　　在我国城市化的过程中,政府的职责是平等地关爱所有的公民,而非人为地在社会中进行阶层的划分。政府向处于生存困境中的国民提供物质帮助并非国家施舍的福利,而是民众所享有的天赋人权,国家没有任何理由限制农民的此项人权。城市和乡村是构成社会两个密切不分的组成部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同是历史的创造者,理应享受同等的权益。农民应当和市民一样平等地享有此项国民待遇。但是,长期以来,由于政府未能对农村的物质帮助制度建设给予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由此引发的农民对于生存环境的不满已经逐渐影响到中国社会的稳定,危及政权的稳固。为此,政府必须尽快在农村构建一种既和目前实际吻合,又便于未来与城市整合的物质帮助制度框架,解决城乡之间公民享有的不平等的物质帮助权问题。建设农村物质帮助体系,既是弥补市场失灵的重要措施,也是政府必须承担的重要责任。只有政府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解决“三农问题”才有制度保证,农村才能逐步进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农村才由经济发展的阻力变成动力。 　　 　　何谓平等物质帮助权 　　 　　平等物质帮助权是指所有公民,不分高低贵贱,同等一致地享有获得国家物质帮助的权利,是公民基于生存权而享有的社会经济保障权利,当公民因年老、丧失劳动能力而丧失所必需的物质生活条件,或因疾病而面临生存危机时,都可以向国家和社会主张物质性援助的权利。对于社会的多数成员来说,生存权的实现是通过“劳动-财产-维持生存”的定式得到实现的,而对于具有生存障碍的社会弱者,生存权的实现则是通过另一种定式“物质请求-国家帮助-维持生存”得到保障。 　　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中,即便在社会竞争处于优势的强者也避免不了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灾难,平等物质帮助权的实现对于每一位公民而言都具有生存的救济预备意义。应当说,平等物质帮助权既体现了一种形式的平等,但同时,它也代表了实质上的平等。一方面,平等物质帮助权所强调的是一种待遇机会上的平等,它要求政府在每一位公民身处生存困境时施以援手。另一方面,平等物质帮助权也是对于个人差异性导致的处于社会竞争劣势的弱者的某种补偿,弥补由此导致的社会差别与分裂,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实质平等。 　　 　　农民平等物质帮助权的实现状况 　　 　　平等物质帮助权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两者之间的关系考察,甚至可以这样认为,物质帮助权就是农民的生存权。这种形式的生存权只有当他上升为强者时才不需要,一旦他沦为弱者,受国家的物质帮助就是他原有生存权的自然延伸。应该说,国家对于处在困境中的农民提供物质上的帮助是其根本的义务,农民获得平等的物质救助是其应有的权利。国家应当尽一切可能保障每位公民生存权的实现,平等地对待和救助贫苦民众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一)农民平等物质帮助权的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社会实际上进行的是以“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替代“国家物质帮助”的格局。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土地和家庭被认为足以起到生存保障功能。但是,在进入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时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市场化和加入WTO后的大环境下,中国的农业早已成为薄利行业,在一些地区甚至是负利,许多农民不得不抛荒,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在这种条件下,农业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仅够糊口而已,他们收入的大部分来自非农产业。传统的土地保障模式已无法提供农民足够的生存保障。同时,农村计划生育效果的逐渐显现,使得农村的家庭结构越来越难以担负起农民生老病死的养老重任。加之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脱离了所生活的农村,原有的土地保障和家庭保障体系也已失去了实际意义。相对于享有低保、医保、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诸多国家物质帮助的城市居民而言,农民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二等公民”,忍受着不公正的“非国民待遇”。 　　就拿低保制度来看,长期以来由于受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制的影响,1999年我国就已出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城镇低保全面推开。而农村低保制度长期以来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成为长期相互补充与相互结合的保障模式。近两年中央要求在农村全面建立低保制度,理论研究和政策文件、法规规章及实践操作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