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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关于农地流转理论研究与启示 　　一、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农村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实施，我国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得以发育和发展。为培育农地使用权市场，推动农地流转，优化农地资源配置，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许多法规和政策。然而，这些政策的实施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大量的农地流转并没有随之到来。20世纪90年代末直至近几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农地流转有进一步加快的趋势，但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农地流转率仍然偏低，农户超小规模经营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局部地区的农地撂荒现象依旧存在。因此，如何培育农地市场，加快农地流转，减少农地撂荒，提高农地使用效率，建立现代农业，是当前中国农业面临的重大课题。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已经对中国农地流转率偏低和农地市场发育缓慢的原因做了大量研究。然而，关于如何推动我国农地流转，学界并没有达成一致。因此，有必要重新梳理已有的研究，特别是总结和借鉴国外学者关于农地流转的研究成果和国外农地流转实践经验，对于实行农地制度创新、制定政策、推动中国农地流转以及进一步培育农地市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国外关于农地流转的研究 　　 　　在国外，学术界虽然也用农地流转这个概念，但更多的是用农地交易。国外关于农地交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地交易的状况、农地规模与绩效关系、农地交易方式以及农地交易的影响因素等领域。 　　 　　(一)关于农地流转状况 　　从已有的研究看，国外学者关于农地流转状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苏联、中东欧以及发展中国家。在俄罗斯，自1990年实行土地私有化改革以来，农地交易市场迅速发展，农地流转非常活跃。1995年，统计资料显示，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乡村农户从事了农地交易。同样，中东欧国家的土地私有化改革并没有带来有效的土地市场的建立，土地所有权被分割成细碎化，土地难以有效地集中经营。例如，1997年斯洛伐克的私人土地租赁仅占11％，是东欧国家中土地流转率最低的国家。在印度，20世纪70年代政府实行了土地改革，使得无地和少地的农户获得了土地。但??，印度土地买卖并不活跃。调查数据显示，在1977―1999年，印度被买卖的农地仅占0.19％―1.23％。大约有20％的农户是作为佃农耕种土地，土地租赁市场比较活跃。在中国，1995年，农地流转率仅为3％。在非农产业发展较快的经济发达地区，土地流转率也没有超过7％―8％。直到二十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农地流转率偏低。最近几年中国农地流转有加快的趋势，但农地市场并不活跃。 　　 　　(二)关于农地流转、土地规模经营与农业绩效研究 　　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提出了运用货币和土地相互交换，以满足个人致富的需要。亚当?斯密则极力主张废除限制土地买卖的各种规定，实行土地自由买卖。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产权的清晰界定和自愿交易将会带来交易效率的提高，因此，农地产权自愿交易有利于农地资源利用和交易效率提高。Caner and Yaot对中国农地流转的研究表明，土地流转具有边际拉平效应和交易收益效应。TerryVan Dijk通过对中欧国家土地私营化过程中农地细碎化问题的研究认为，解决土地细碎化离不开土地流转市场。 　　关于土地规模效率，20世纪60―70年代大量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小农户的土地产出率要高于大农户的土地产出率，农地经营规模与土地产出率成反比的关系，这种反向关系可能是由于不完善的信贷市场和农民技能的差异所导致的。更多的学者认为土地流转促进土地规模经营，从而带来规模经济和效率的提高。 　　 　　(三)农地交易方式与农业绩效 　　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农地所有权的买卖是土地交易的最基本的方式，是实现农地资源优化配置和财富增长的方式之一。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很早就提出了土地自由买卖，可以满足个人致富的需要。产权经济学家认为产权自愿交易将会带来交易效率的提高。尽管如此，古往今来，由于农地所有权的买卖，导致了农地所有权过度集中，从而使得许多农户沦为无地耕种的悲惨境地，最终走上暴力革命道路。因此，许多国家基于政治和社会稳定等原因无不对农地的买卖采取了各种干预和限制措施。这些干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地流转，影响了农地资源优化配置。但是，从微观的层面上看，农户进行农地所有权买卖，并不仅仅是基于绩效的考量，而是试图在利润和安全之间找到一个平衡；不仅仅是考虑单一的经济因素，而是考虑许多因素。例如，谋取一个好的财产价值，满足自己个性需要，这些因素使得很多农户不愿意卖出土地。 　　关于农地租赁市场。Arnab K.Basu指出，在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土地的利用开发的最普通方式是土地租赁。在不少发展中国家，由于农村金融和保险市场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农地买卖市场不但无法满足贫穷和无地的农户获得土地，反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