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统筹与农民“国民待遇”.docVIP

城乡统筹与农民“国民待遇” 　　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和地区差距依然存在，突出反映在“三农”问题上。在“三农”问题的背后，是挥之不去的城乡壁垒及其制度障碍，而制度障碍的核心问题是农民权益的缺失及对权利的侵害，我认为，用城乡统筹的办法，给农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是今后解决“三农”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保证惠农支农政策落实的根本保证。 　　 　　一、农民不平等国民待遇的表象 　　 　　（一）不平等的就业待遇 　　在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由于不合理征地规模较大、补偿费低、拖欠数额大，使较多农民陷入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困境。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2942个失地农户调查，这些失地农户共有7187个劳动力，安置就业的仅占2.7%，被迫赋闲在家的占20%。 　　即便是进城务工的农民，由于负担着不堪重负的就业成本，也不大可能长期稳定就业。农民转移就业环境差、门槛高，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打工居住地要办理名目繁多的证卡，诸如就业证、暂住证、健康证等，一些地方管理部门借机搭车乱收费现象也很普遍。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劳务输入地，一个按国家规定应收5元钱的暂住证，经多部门搭车乱收费，最后竟会收到一、二百元。在输出地，一些地方的相关部门为了部门利益，也存在为外出农民办证、办卡等，以达到创收的目的，个别地方甚至对外出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征收个体手工业营业税，借此增加县、乡两级的可支配收入。由此可见，证卡为主的制度环境对外出就业农民带有明显的不公平和歧视性，不利于农民外出务工。 　　同时，大部分出外就业的农民工，在城镇只能从事工资低、劳动环境和条件极差的工作，而且在劳动保护、卫生医疗、工资发放等方面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特别是在建筑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相当普遍，数量巨大。 　　 　　（二）不平等的城乡公共物品供给 　　一是农村基础性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农村公共基础性公共产品的不足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业基础设施供给不足。实施家庭承包经营后，以农田基础设施为主的农村基础性公共产品失去了集体投入的支撑，国家投入很少，问题积累甚多。农田基础设施年久失修、缺少大型农机具、抽水泵站老化、蓄水塘堰淤积、灌溉渠道损坏渗漏严重等最为突出。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造成农田地力下降，不能旱涝保收，已成为制约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高的最大障碍。二是农村基础教育供给不足。农村人口文化科技素质低下，影响了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二是农村社会保障缺失。在农村，目前国家对农民主要实行以土地代社保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制度缺陷是，在设计上不可能将农村人口的生、老、病、死等统统考虑进去，而且运行中受不确定因素的影响，保障功能作用有限。特别是在现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条件下，由于集体利益的实际代表者的缺位，所有权归属不清，侵占农民土地的事件层出不穷；受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土地的保障功能相对弱化，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社会生活的变化。因此，以土地代社保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比之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极不相衬，也极不公平。 　　 　　（三）不平等的社会事务参与权 　　农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被边缘化的倾向。农民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权力还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事实上，我国政治选举权在各阶层中的分布是不平衡的，农民是人口的多数，但却是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少数。 　　农民群体在社会生活中有被边缘化倾向。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间各种要素流动的扩大，有不少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但由于现实的和历史的种种原因，城市居民与在城市就业生活的农民工群体之间除了户口、身份、权益等重大差异外，他们在工作、职业、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居住环境等方面也均存在重大不同，因此导致出现很深的社会隔阂。不少大城市中出现的“城中村”现象说明，由外来农民工家庭组成的单一群体居住社区已经存在，而这种缺乏与外界信息沟通、由底层群体组成的社区，最后容易走向封闭，被城市社会边缘化。这对社区内居民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带来不利的影响。 　　 　　二、农民不平等待遇的根源 　　 　　户籍制度障碍。户籍制度是限制农民职业选择和自由迁徙的最主要障碍。在输入地，主要是对农村劳动力不能做到“公平对待”，歧视多、收费多、管理少、服务少。尽管中小城镇城乡户籍管理已经通开，但是在农民工集中的主要大城市，以户籍论身份、论待遇仍是事实，对大部分收入低、就业不稳定、难以跨越高门槛转变为城市居民身份的农民打工者来说，他们始终是城市中的“漂一族”。他们的户口仍然在农村，打工只是一种体制外、暂时性的流动而已。目前，城市户口对于流动人口的主要限制在子女教育方面，入学、升学无法保障。 　　就业制度障碍。改革开放前，农民没有自由流动和择业的权力，其就业权利和利益受到严重侵犯与损害。改革开放后，农民择业有了较为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