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边缘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点评与路径选择.docVIP

城市边缘区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点评与路径选择 　　一、国内城市边缘区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模式评析 　　城市边缘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模式都是通过盘活土地资源,赋予土地资本属性来进行的,通过对国内相关的案例进行研究和归纳,大致有以下几种典型模式: 　　(一)“确权赋能”的成都模式 　　成都市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确定了“确权赋能”的改革思路。将宪法规定的农村各种产权通过权证的形式确定到户,使之成为农民法定的资产,并赋予可流转的、市场化的资本禀赋。在耕地保护上,市县两级财政设立耕地保护基金,按照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设立不同保护标准,扣除土地流转担保金和农业保险后,存在农民“耕保卡”,也可根据本人意愿,选择将耕保补贴转到养老保险卡,抵扣保险费。“耕保卡”上的金额,须农民到一定年限,经耕地保护协会确认承包地没有遭受破坏,方可一次性领取耕保补贴,否则将予以扣除。成都的“确权赋能”,实质是土地流转体制建立之前的一种必须且有效的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在“确权赋能”基础上的土地流转,符合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农村产权制度的要求,有利于结合区域实际落实土地承包权登记制度。但是,这种“确权赋能”建立在县市两级财政负担基础上,过分的依赖于公共财政支持,而对社会资本的利用不足,改革的成本较高。 　　(二)“地票交易”的重庆模式 　　地票是目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的主要交易类型,它来源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买卖地票就是买卖城市建设用地的指标。通过将农村宅基地、农村公共设施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在重庆市域内耕地不减的情况下,会产生新的建设用地指标。这些指标通过地票的形式交易。地票制度没有触及耕地保护的红线,解决了城市建设用地的市场调剂问题,促进城市资本进入。但作为一种权利票证,买到地票不意味着能够稳定获得土地,需要寻找符合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要求、未被国家征收且符合市场需求的地块。因此前期交易环节存在风险,具体实施规则和操作性仍待实践检验和完善。 　　(三)“宅基地换房”的天津模式 　　天津从2005年下半年开始,围绕破解土地和资金双重约束的难题,推出以“宅基地换房”为标志的加快小城镇建设的办法,即农村建设用地减少与城市建设用地增加挂钩,城市建设用地增加量要和农民到城里定居挂钩,从而探索出大城市近郊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新路径。天津模式有利于土地相对集中和资本积累,统一的规划也确保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起点和建设水平相对较高。但由于我国土地尚缺市场定价要素,征地主要由地方政府定价,农民缺乏充分定价权,政府、集体、开发商和农民的利益分配和土地收益分享非常复杂,土地流转后很难确保集中居住的农民充分就业,背负很大的“失地又失业”风险。 　　(四)“城中村”改造的合肥模式 　　合肥通过“三转、三安置、一纳入”等措施对市区250个城中村进行改造。改造的基本步骤包括摸底测量、制定改造办法、寻找开发伙伴、编制改造规划等,改造后,城中村的村民户籍从农村户口转变为城市户口,农民统一纳入城市社会保障,村民委员会改变为居民委员会,实现城市社区管理。合肥的城中村改造因为涉及拆迁补偿、村民就业、社会保障等诸多问题,需要的资金巨大,尚未真正形成有效的建设投资渠道,制约了其城市化向纵深发展。 　　(五)“两分两换”的嘉兴模式 　　嘉兴模式试图让农民的宅基地通过置换,以永久性物权的形式给予认可和确定,从而让土地和房产成为嘉兴农民的一种资产,而不是束缚流动的包袱。它采取“两分两换”的方式,即宅基地和承包地分开、搬迁与土地流转分开,在依法、自愿的基础上,以宅基地置换城镇房产、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换社会保障。嘉兴模式的突出优势在于它把宅基地换房和土地经营权换社保结合起来,很好的弥补了仅仅依靠宅基地换房带来的局限,为农村人口的转移提供了可靠保障。但是,“两分两换”方式中,土地经营权换取社会保障的基本条件是地方政府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农民所获得的预期收益的稳定性取决于政府的执行力度和相关的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以及农民转为市民后在就业竞争中的竞争力强弱。在医疗和基本养老保险不到位的情况下,会给社会稳定造成隐患。 　　二、城市边缘区城乡一体化亟待破解的难题 　　(一)土地收益分配与农民权益保护 　　如何科学合理的量化农村建设用地的价格,明确农民的话语权,探索和完善土地定价机制,充分发挥土地要素功能,是需要长期探索的难题。宅基地集中过程中的土地集约使用收益如何分配,土地流转后,集中居住的农民怎么就业,承包权换取社保的标准制定和如何实施等都是涉及农民长远利益的难题。现阶段,农地流转有形市场、土地流转交易规则和土地流转纠纷解决等交易平台尚未完善,导致操作不规范和利益纠纷时有发生,造成不仅仅是农民,而且包括土地购买方的担忧和纠纷。 　　(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