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学作业——张宏发资料.docVIP

案例分析： 新医改之后怎么改：改了基层改城市，用完计划用市场 2012年9月17日上午，在北京召开卫生事业改革发展进展新闻发布会。卫生部部长陈竺在会上宣称：2009年3月新医改启动以来，经过三年多的努力，五项重点改革统筹推进，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效。 三个月前，国务院医改办在其起草的一份总结报告上也作出了类似的乐观结论。国务院医改办是2008年12月为统筹协调新医改相关工作而成立的新机构，与以往医改主要由卫生部推动不同，新医改参与部门多达20个，发改委系统的主导权明显增强。 但在学界、基层医改参与者中，对新医改成效的判断却有另一种声音。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在他考察基层之后撰写的一份调研报告中写道：新医改加大政府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财政投入，对公立医疗机构定岗定编、财政保障医务人员工资等把公立医疗机构恢复为传统国有事业单位的做法，无助于降低城乡居民的医疗负担。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顾昕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目前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事实上重回了计划体制，“大锅饭”的种种弊端可能卷土重来。 新医改三年，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以政府主导的方式来推行的“药方”是否能收得奇效？ 从市场化到政府主导 在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中，中国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一直是民众关注的焦点。几乎每隔十年，就有一波事关改革方向的争论发生。争论的核心无非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化、强调公益性还是强调效率。 1985年启动的第一轮医改，其核心思路是放权让利，扩大医院自主权。这种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成了此后20年里的主旋律。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下发，继续强化这一市场化方向，其中对医疗机构的改革，与国企改革思路一致，以“放权”和“医院自负盈亏”为核心。 但在权力下放的同时，政府对医药卫生事业的财政投入却逐年下降。而医院的逐利冲动演化成了种种乱象，看病难、看病贵的社会问题引发了人们对市场化医改的反思。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政府主导派占了上风，2009年实施的新医改打出了强调公益性的旗号，试图依靠政府主导来解决难题。 在“公益性”大旗指引下，“强基层”成为新医改突破口。国务院对新医改第一阶段（2009年到2011年）五项重点工作的安排中，四项皆围绕基层展开：一是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二是初步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三是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四是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这里的基层，指的是城市里的社区医疗机构和农村的乡镇卫生院。 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组成员刘国恩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是群众看病就医的重要平台，也是市场失灵的地带，加强对基层的投入，是政府公益性的体现。另外一个现实的考虑是：基层医疗机构利益纠葛比大医院少，易于推动。 “药品零差价”改革，成为撬动基层医改的第一板斧。所谓药品零差价，即取消基层医院的药品加成，将药品以进货价卖给患者，以此改变医院“以药养医”的体制，降低患者负担，解决“看病贵”难题。 但取消了占医院收入六成以上的药品加成，基层医院如何生存？“原本的思路，是按15%的加价率，由财政直接补损失，后来发现，各地实际加价率都不一样，很难据此算出补贴数额。”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最后不得不配套出两个办法：人员“定岗定编”和“收支两条线”。 在北京南彩镇卫生院，实行“收支两条线”后，医院的收入通过财政专户直接上缴到区财政，支出则由财政以补贴和专项资金的方式下拨。 医务人员薪酬制度也进行了调整。改革后，医生的“公务员”性质更加明显，名额定岗定编，工资由区财政划拨。职称、工龄和绩效决定了不同医生的工资水平。体现医生不同工作状态、能力的绩效工资，由医院定指标考核，不同医生间最多相差几百块。“改革前医生平均工资也就两千多元，现在平均能拿到四千多元。”南彩镇卫生院副院长朱春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一系列改革，重建了基层医院的管理制度和权力结构，院长的多项权力被上收到行政管理部门。而有了投入，基层医疗机构的硬件设施得以改善。南彩镇卫生院就重新进行了装修，增添了彩超机、全自动生化仪等医疗设备，信息系统也进行了更新，电脑里装上了全北京统一的门诊系统，方便以后医疗资源的共享。 但新的“大锅饭”体制不免产生诸多问题。朱恒鹏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据其在安徽芜湖的调研，原来干得好的医生被“逼”走了，“改革前卫生院自主经营，好的医生年收入5万-6万元，有的甚至达到7万-8万元，改革后财政发工资，年收入仅为4万元左右。” 对于陈竺在发布会上所说的“医改三年来，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诊疗人次比改革前增加8.43亿，增长了28.5%”的统计数据，朱恒鹏也在基层调研中不止一次发现了“指标”背后的秘密，“为了完成门诊量的考核指标，有的医生诱导轻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