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恢复法律责任的设定与实现问题思考——从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说起-环境生态论文.docVIP

生态恢复法律责任的设定与实现问题思考——从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说起-环境生态论文 生态恢复法律责任的设定与实现问题思考——从福建南平生态破坏案说起 案情简介 2008年7月29日，谢某、倪某、郑某三人与李某签订《采矿权转让合同》，并在未经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和未办理相关许可手续的情况下，擅自扩大塘口，违法占地采矿，随意倾倒碎石弃土，严重破坏大面积林地原有植被。2014年7月28日，谢某、倪某、郑某因非法占用农用地分别被南平市延平区法院判处一年两个月到一年六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对每人处罚金人民币5万元。三被告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015年1月1日，北京“自然之友”和福建“绿家园”依据当日施行的《环境保护法》（2014年），向南平中院提起诉讼。面对被破坏的近30亩林地，法院于2015年10月29日判令四名被告在5个月内恢复林地功能，在林地上补种林木并且进行为期3年的管护抚育；若不能按期恢复林地植被，被告人需共同赔偿110万余元生态修复费，用于本案受损林地的生态环境修复。此外，法院还判令被告共同赔偿生态服务功能损失127万元，用于进行原地或异地生态修复；共同支付原告为诉讼支出的评估费等合理费用16万余元。谢某、倪某、郑某三人不服一审判决，于2015年11月10日向福建高院提起上诉。2015年12月18日，二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万余元，由上诉人共同负担。 关键问题 在环境司法实践中，以往的司法救济重心在环境损害所致的人身或财产损害，生态损害救济往往只能通过生态环境自身恢复来实现。实际上，生态损害代表着生态系统的功能和价值的损害，对生态损害的救济往往不是传统的环境法律责任机制如行政处罚等能够解决的，而传统责任承担形式也已经无法达到环境法律责任追责的最终目的。本案判决违法行为人承担生态恢复法律责任，具有实践创新意义。但是，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赔偿生态修复费用等生态恢复责任的法律性质、法源依据、裁量标准、实现路径等问题也随之提出并亟待澄清。 生态恢复责任的定性问题 近年来，福建、江苏、云南、海南等地法院开展“绿色司法”，责令环境违法行为人通过补种复绿、净化水质、承担劳务、货币赔偿等方式恢复生态，我们将此种责任方式统称为“生态恢复法律责任”。实践中，此类责任方式既出现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也出现在环境刑事案件中。例如，在一些涉及盗伐林木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法院除了判决有期徒刑和罚金等传统刑事责任外，还判决被告承担“补种树苗”“护林服务”等生态恢复性法律责任。目前，法学界对如何确定“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的责任性质尚存争议。“补种林木并抚育管护”究竟可以界定为独立的责任类型，还是传统民事责任执行方式？是刑罚量刑的酌定情节，还是单纯的附带民事赔偿行为？此类生态恢复责任的定性问题如果未能厘清，不仅影响环境法律责任的专门化发展，而且也直接影响到环境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实现，产生大量“判而不决”“终审不终”的现象。 生态恢复责任的法律依据 本案依照《民法通则》第117条、第130条， 《环境保护法》第58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8条、第20条、第21条、第22条之规定作出判决。依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对损害环境公共利益或者具有损害风险的行为，原告可以请求被告承担“恢复原状”等民事责任，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被告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状态和功能，并准许采用替代性修复方式。但是，“恢复原状”作为传统民法中财产损害的救济方式，难以简单地适用于生态环境损害。而且，依据《森林法》和《森林法实施条例》，擅自开垦林地、改变林地用途以及盗伐、滥伐林木的，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恢复原状或补种树木。“补种林木”等生态恢复责任是由司法部门而不是林业行政部门，通过诉讼而不是行政处罚程序，判处被告人承担的类似行政法中的作为义务，这也引出了生态恢复法律责任的法律依据是否明确的问题。 生态恢复责任的裁量标准 在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告方提供由北京某资产评估公司出具的评估报告，证明生态修复费用和生态服务功能损失共计244.19万元。被告方则认为“评估主体资质不符、评估方式存在问题，评估报告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为了查明具有专门性的环境污染事实，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也可以由国务院环保部门推荐的机构出具监测数据或报告。虽然环境保护部已推荐了一批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机构，但数量明显偏少，且地域分布不均衡。在目前涉林案件的生态恢复性司法实践中，“以林补林”具有一定的科学正当性和易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