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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员适用逮捕措施现状及问题研究外 　　逮捕作为刑事诉讼法中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其性质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予以一段时间剥夺的程序性措施，并不具有实体处罚性质。实施逮捕的根本目的就是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保证国家对刑事犯罪进行追诉能够有效实现。在现实办案过程中，逮捕是适用率最高的强制措施，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逮捕高适用率成了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逮捕大有不能承受之重之势，特别是在对外来人口犯罪如何适用逮捕强制措施，无论在法学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是一个值得重视和认真思考的问题。笔者以所在的泰宁县院分析当前对外来人员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现状，进而提出笔者对外来人员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一些看法。 　　一、当前我县外来人员犯罪的特点 　　1、从犯罪类型上看，主要集中在盗窃、抢劫、抢夺等侵犯财产性质的犯罪上，这一特点显然与外来人员经济收入的不稳定和无保障，以及对外来人员的控制和管理不力有关。据我院统计，2008年以来，批捕抢劫、抢夺、盗窃三类案件45件97人，占批捕总人数的53％。 　　2、从对外来人员适用强制措施来看，泰宁县院从2008年至今共受理提请批准逮捕案件237件398人，批准逮捕216件370人，其中受理批准逮捕外来人员犯罪案件96件153人，批准逮捕90件141人，占总批准案件的41%。外来人员犯罪除事实不清或不够成犯罪的情况下，不予逮捕外，其余外来人员犯罪案件一律逮捕。 　　3、从捕后的处理情况来看，轻刑犯所占比例较大，表明外来人员所犯罪行，有相当一部分犯罪，性质不严重，犯罪情节较轻，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大。据泰宁县院统计，2008年至今，全县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75人，占外来人员批捕总数的56.3％，判处免予刑罚处罚、管制、拘役、单处罚金20人，占批捕总数的15％，判处缓刑53人，占批捕总数的39.8％。 　　二、对外来人口过度适用逮捕强制措施的原因 　　从上述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对外来人员的逮捕适用率一直居高不下，尤其是捕后轻型率过高，这一现状与大力倡导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保障人权的司法要求相悖，也与现行提出的??解社会矛盾、社会管理创新等三项重点工作相背而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 　　1、执法人员理念保守。因地域差异，本地人对外来人员具有强烈的排斥性，而这种潜意识的排外意识，在执法人员中也会有所体现，在主观判断上总是想当然地认为外来人员犯罪的主观恶性大，应予以严厉打击。更主要的是，执法人员在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下，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同时也对逮捕这一强制措施的性质和功能定位缺少正确的认识，将逮捕作为配合侦查的手段，将逮捕功能等同于刑罚功能，将逮捕当成惩罚犯罪的手段，甚至作为平息矛盾的途径。如此诸多执法行为中的意识偏差阻碍了逮捕权的正确行使，在实践中往往是构罪即捕。凡构成犯罪的均作出批捕决定，认为可捕可不捕的捕了才能体现打击力度，忽视了逮捕的必要性，随意降低逮捕规格，以捕代侦、以捕安民。 　　2、逮捕法定条件抽象。刑事诉讼法对逮捕条件规定得过于原则和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导致逮捕强制措施被过度使用。《刑事诉讼法》第61条第1款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这是法律对逮捕条件的典型性表述。从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逮捕的三个条件来看：其一，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事实条件。现行法律对证据的质和量未作具体规定，办案人员对“何为有证据证明”把握的自由度和空间较大；其二，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处刑条件。且不说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每一个罪名均包含有期徒刑，更何况在审查批捕阶段，影响量刑的一些事实和情节并未全部查清，要判断是否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也难免要带上办案人员诸多主观色彩；再者在审查起诉、法庭审判阶段犯罪嫌疑人也有可能因认罪态度较好、取得被害人谅解、立功等因素被从轻或减轻处罚而判处徒刑以下刑罚；其三，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对于这一逮捕必要性条件，什么是社会危险性，何谓有逮捕必要，在司法实践中，则更是见仁见智，这无疑又增加了适用逮捕的随意性。 　　3、强制措施体系缺陷。我国的刑事强制措施体系由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组成。其中，拘传和拘留属于短期强制措施，因其法定时间过短，无法保障案件侦查，只能作为临时性、过渡性强制措施。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作为非羁押性强制措施，对犯罪嫌疑人的控制能力弱于逮捕，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取保候审不管用”、“监视居住用不了”等困难又进一步阻碍了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适用。对“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外地犯罪嫌疑人而言，要财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