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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行义务教育投资体制中存在问题与对策 　　一、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存在的问题 　　 　　1.投资主体重心偏低 　　我国现行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是一种以分散管理为主、多渠道筹资的投资管理体制，经费来源主要由县、乡等地方政府负责筹集提供。在1994年税制改革之前，中央财政收入比重较低，而地方财政较为宽裕，实行这种体制对义务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但自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中央财政大大加强，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1.34万亿元，其中中央占51%，省级占10%，地（市）占17%，而有着2109个县级财政、4.6万多个乡镇财政的两级财政收入共计仅占20%多[1]。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有较大幅度上升，然而中央对义务教育的拨款却并未增加，1995年中央本级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占全国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的比重比1994年还下降了0.64%。在1996年全国义务教育财政预算内拨款中，中央财政拨款所占???比重仅为0.04%。中央政府应尽而未尽之责自然就转嫁到地方政府身上。而这种结果的出现正是由于现行的“以分散管理为主”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2]。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调查，目前全国义务教育投入中，乡镇负担78%左右，县财政负担约9%，省地（市）负担约11%，而中央财政只负担2%左右。在目前这种地方财政收入较少的情况下，仍然实行这种投资体制，必然导致政府间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投资主体明显重心偏低。 　　曾庆伟、周宇、王涛、吴超等认为，运行十几年，办学主体在乡镇的做法的弊端日益凸现，造成了教育经费的大量拖欠。义务教育到了难以维持的程度，教育质量无法保证和提升。由于没有明确各级政府在“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中各自应承担的职责，客观上使层层下放的办学权力，扭曲成了层层下放的办学责任。在实际执行中就是“谁管谁出钱”，即把义务教育的经费供给与管理层层下放，省下放到县，县下放到乡，乡下放到村。这样下放的结果是，有钱的就办，没钱的就拖，形成了新的矛盾。当经济发达的东部农村地区以地方雄厚的财力做保障实现“普九”之时，广大的西部地区，特别是贫困的农村地区以及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却因自然条件恶劣，经济社会发展缓慢，地方政府财政困难，民间资本存量少无法投入教育等自然、经济、历史的原因使义务教育处于财力、物力、人力全面匮乏的困境。 　　 　　2.投资总量明显不足 　　国家是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因为办教育，培养各级各类专业人才，能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所以国家理应承担教育投入的大头。一般来说，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的大小，既可以反映政府对教育的“努力程度”，又能较准确地反映出教育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就世界范围而言，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发达国家为5.1%，欠发达国家为4.1%。我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92年为2.73%，1993年为2.52%，1994年为2.62%，1995年为2.45%，1996年为2.47%，1997年为2.54%，1998年为2.61%，1999年为2.79%，2000年为2.87%，2001年为3.19%。从这组数字可以看出，我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徘徊在2%～3%之间，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3]。从总体上看，我国教育投资是偏低的。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既低于《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规定的4%，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7%。国家财政支出用于教育支出的比例过低，国家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分税制改革时的1994年的16.17%开始连续六年下降，至2000年为12.40%。这说明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力度不够，其主渠道地位弱化[4]。 　　 　　3.投资结构不合理 　　我国目前的教育投资结构形成了高等教育发展快，中等教育发展不足，初等教育没有能得到基本保障的不尽合理的局面。这与初等、中等、高等三级教育的自身特点不相符合。和其他国家教育投资结构比例相比较，我国高教投资比例过大，三级教育呈现倒三角形结构，人均教育经费投资在三级教育中比值差距过大，不仅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也高于发展中国家。教育资源过分向高等教育倾斜，造成了各级各类教育的非均衡发展，尤其是在有限的教育总资源情况下，削弱了对义务教育的投资能力，影响了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5]。 　　童宏保、赵宏斌、陈平水等认为，我国三级教育投资比例不当，过于倾向高等教育；城乡教育投资不当，过于倾向城市教育。有资料显示，北京、上海等地1名小学生的教育投资相当于全国农村平均30个小学生的教育投资。义务教育经费中，政府财政预算内拨款所占的比重在50%~60%之间，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政府却负担了70%以上的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