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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州“以城带乡”发展模式探索 　　【摘要】在大理经济突飞猛进的今天,实现大理州城乡统筹发展已有其内在的必然性和外在的可行性了。本文在分析大理州城乡居民收支差距的基础上,提出了大理州构建以三次产业链的结合与整合为起点,以大理市为中心级,实现从经济到社会再到文化的城市、乡镇带动农村的“以城带乡”模式。 　　【关键词】差距 大理市 模式 　　 　　2008年,大理州在全球金融危机的阴影下仍保持着稳步发展:全州实现生产总值3716977万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增长1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970033万元,增长8.5%,拉动GDP增长2.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1365367万元,增长13.4%,拉动GDP增长5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1381577万元,增长13.0%,拉动GDP增长4.8个百分点。人均生产总值10661元,按可比价计算,比上年增长11.4%。全州财政总收入600679万元,增长21.6%,全年税收收入558560万元,比上年增加105135万元,增长23.19%。全州积极推进城市化建设,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2008年年末全州城市化水平达29%。但在大理州发展迅猛的背后却存在一个突出而重要的问题: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本文从大理州城乡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差距入手,以三次产业在城乡间的联动为途径,探讨大理以城带乡的发展模式。 　　一、大理州城乡居民的收支分析 　　1、大理州城乡居民的收支现状 　　表1中,AC代表人均消费支出,AI代表人均收入。从表1可以看出,大理州城乡居民收支差距大,尤其是消费支出呈扩大趋势。 　　2、形成城乡居民收支差距的因素分析 　　(1)城乡居民所从事生产活动的差异性分析。城乡居民的收支差距首先与其从事的生产活动有关。农村居民主要从事的农业和城镇居民主要从事的工业或第三产业决定了其一定的弱质性。第一,农业生产面临着比非农产业更大的自然风险。农业是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交织在一起的特殊生产方式,农业对自然的高依赖性注定其生产存在着巨大的自然风险。在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对外部自然力控制程度相对一定时,气候条件与自然灾害往往直接决定了农业生产经营主体的命运。 　　第二,农业生产有着较高的生产成本。直接生产成本高表现在农资物品价格居高不下,农资成本上涨。2008年,大理州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8.5%,突出表现为单位耕地面积投入的农电、农水、柴油、化肥、农药、地膜等的增加;同时农资物品假冒伪劣严重,更加提高了农业的整个生产成本。机会成本高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劳动力的机会成本高,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必须将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生产当中,失去了进城务工或创业的机会,而经济发展表明,进城务工往往能取得比农业生产更高的经济收入;其次是土地和资金的机会成本高,工业用地和用资的投资回报率比农用要高很多。 　　(2)城乡居民生活环境的差异性分析。第一,农村物质基础落后。农村各项基础设施落后,不能适应现代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国家对大型电力、交通、通讯以及信息等基础设施的投入紧紧围绕城市中心而展开;交通落后跟不上农村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使得农村很难从外界吸取资金技术等资源;企业为了追求效益,新项目的投资普遍都选择在基础设施条件较好的城市及其辐射地区。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物资仅在城市区域循环和增值,城乡物质基础的差距将拉大经济发展的差距。 　　第二,农村接受的政策支持力较小。一是政府决策者首先以城市发展为大局,将改革重点、资金投入重点都集中放在城市,导致农村政策失衡。二是政策执行部门将主要精力、财力偏向城市建设,特别是近年来农村出现的“圈地”现象,即采用“以地生财”的办法,低价征用农地,高价出售给开发商,搞城市建设。由于安置工作不到位,因而失地农民成为“种地无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阶层”。 　　不论是产业因素还是政策与非政策因素所导致的城乡差距,对于大理州而言,现在已经存在城乡统筹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推进“以城带乡”发展模式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了。 　　二、大理州以城带乡发展模式的构建 　　1、大理州以城带乡的“点”模式 　　大理市作为滇西中心城市的发展对象,可以作为模式构建的“点”,最重要原因在于其发达的三次产业使其城市的外部经济效应和辐射能力增加。 　　从三次产业的相关产值看:2009年上半年,全市生产总值完成76.18亿元,同比增长8.42%;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7172元,同比增长7.27%;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2961元,同比增长9.75%。工业方面,园区工业总产值完成27.55亿元,同比增长41.34%,占辖区工业总产值的41.02%,园区产业支撑作用进一步增强;旅游业方面,全市共接待海内外旅游者248万人次,同比下降1.27%。其中,接待海外旅游者10.15万人次,同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