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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结构变化与中国经济增长关系实证研究 　　摘要：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就业结构变化曾出现过异常，其对经济增长的消极作用起主导地位，并且，当期的消极作用大于其他时期的积极作用，导致综合结构效应为负数，中国的经济增长经验不支持“structural bonus”假说；随着就业结构变化的增大，其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不断增强，综合结构效应的绝对值逐渐减小；中国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惯性，并且，随着经济增长率的上升，经济增长的惯性增强。 　　关键词：就业结构变化；经济增长；结构效应 　　中图分类号:F061.5;F01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8-0004-03 　　 　　一、引言 　　 　　Lewis（1954）最早对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效应进行了初步探讨，他认为，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部门结构转变是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源泉；结构学派和世界银行的学者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深化，提出了“structural bonus”和“structural burden”理论。前者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生产要素从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不断向劳动生产率高的行业转移，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后者则认为，由于“progressive”行业生产率提高很快，大量劳动力被转移到“stagnant”行业（假设总需求不变）；在长期中，这种就业结构变化会削弱人均收入的增长趋势。 　　许多学者对上述两种假说的研究结果表明，结构效应具有显著时期差异性。Lakhwinder Singh（2002）采用SSA模型，对韩国的研究表明，20世纪70年代，投入结构变化对生产率增长贡献近15%，结论支持“structural bonus”假说；20世纪70年代以后，结构效应为负数，高达负30%，结论支持“structural burden”假说[1]。Pedro Lains （2003）对葡萄牙的研究表明，在全国范围内，1973年以前，结构变化对葡萄牙劳动生产率的贡献很高（三产业划分法的测算值为28%，16产业划分法的测算值为40%），结论支持“structural bonus”假说，1973年以后，结构效应逐步下降，并最终消失；在制造业内部，1973年以前，实证结果支持“structural bonus”假说，1973年以后，实证结果支持“structural burden”假说[2]。袁晓虎（1998）运用SS分析模型对江苏省产业结构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进行分析，结论表明，不同时期的结构效应不同[3]。 　　然而，以上研究要么只关注产业结构与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要么研究方法仅限于SSA模型；本文拟采用计量分析模型，研究就业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论证中国经济增长是否存在显著的结构效应，以及结构效应是否存在显著的时期差异性，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为国内学术界提供更多的实证支持。 　　 　　二、结构效应的理论假说 　　 　　按照资源配置理论，单位资源的产出量在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有很大的差异。由于配置方式和各产业部门结构的不同，不同的生产部门单位产出效益的不同，在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将会产生不同的经济效益。当社会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时，如果社会能够充分满足产出效益高的部门对资源的需求，并将产出效益低的部门中滞留的过剩资源转移出去，则会使总体劳动生产率和GDP得到较快增长，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会产生负面影响。 　　在一个大的经济体系中，由于各个产业面临的市场需求不同，技术条件也存在差异。对于一些劳动生产率或增加值份额比较高的产业，如果产品需求不断增长（绝对或相对），其对劳动力的需求就呈现上升趋势，劳动力向这些产业转移，或者劳动力向生产率或增加值份额上升的产业转移，这种就业结构变化对总体劳动生产率或GDP增长具有积极作用；反之，如果产品需求不断下降（绝对或相对），则会产生消极作用。如果结构效应显著大于零，则说明积极的就业结构变化起主导作用；如果结构效应显著小于零，则说明消极的就业结构变化起主导作用；如果结构效应不显著，则说明就业结构变化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基本抵消。由此，得到假说1： 　　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总体劳动生产率或GDP增长）的效应取决于其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影响的综合效果。 　　对于同一国家（或经济区域），在其发展的不同时期，面临的市场需求不同，技术条件也存在差异。在一些时期，大部分产业劳动力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生产率高的产业吸纳了较多的劳动力，生产率低的产业吸纳较少的劳动力；且对于大部分生产率高的产业，当其劳动生产率上升时，其就业份额也不断攀升，就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起主导作用，总体结构效应大于零。然而，在另外一些时期，需求结构已经改变，但是，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