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与敬桓兄琦云姐共事日子.docVIP

怀念与敬桓兄琦云姐共事日子 　　1951年夏，我从美国留学回国，高兴地看到解放初的祖国处处新气象，完全不同于四年前离开上海时的混乱与腐败。父亲杨宽麟告诉我，北京的建设将大有作为，北京的公私合营兴业投资公司己经派人来上海与南京，邀请他和老朋友，老搭档杨廷宝建筑师前去设计一座面向大众的旅馆建筑。参加设计工作的班子由他们二杨负责邀聘。当时已经开始旅馆的初步设计，但设计班子尚未组建完毕。这对于我来说，应是个绝好的机会，何况首都北京正是我十分向往的地方。当年9月，我便从上海乘火车抵达北京前门车站，前往兴业公司报到。 　　此时，兴业公司已将其地处东城锡拉胡同大院内最西的一进四合院辟为“设计部”，其正房及东房为设计绘图房，西北角的耳房为单身宿舍。我被引进设计部朝南的设计绘图房，第一次见到廷宝先生的两位得意门生巫敬桓和张琦云。听老巫一口四川话，就感到十分亲切：“我长你八岁，就不客气称你小杨吧!”，从此我们就以“小杨”，“老巫”相称。至于张琦云，考虑到女同志可能忌讳一个“老”字，我就直呼其名了。 　　那时设计部的基本成员主要从南京和上海来，南京来的除巫、张二位外，还有王钟仁(建筑师)、郭锦文(建筑装饰)和尹溯程(文书兼会计)：上海来的有杨宽麟、孙有明、乔柏人、田春茂、孙天德(均为结构工程师)和我(设备工程师)；再加上设计部的总经理乐松生和结构工程师马增新，以及厨师、司机和电工，总共也就十多人，这个小集体十分融洽和谐。我父亲自1952年起，基本可以坐镇北京了，而廷宝先生的主要精力仍放在南京工学院的教学上，能亲自来兴业设计部的时间比较少，因此兴业设计部的建筑设计主要依靠巫、张二位了，好在二位弟子与老师心灵相通，小的问题在电话上一说就明白，只有遇到大问题、关键性问题，才需要把廷宝先生请到北京来解决。 　　北京成为首都后，政治地位大大提升。然而，在城市建筑方面，除宫庭建筑、东交民巷的使馆和邮局、西交民巷的银行以及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以外，基本上是平房，四合院，几乎没有多少像样的楼房。兴业投资公司作为公私合营的单位，汲取民间的私人资本，投资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包括社会上十分需要的大众化旅馆，极具前瞻之明。这座社会化、大众化的旅馆的居住标准不要求高，但求干净，卫生与实惠，适合出差探亲等普通百姓居住。按照如此以实用为主的标准考虑，在造价方面自然要求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尽量做到经济实惠。马增新工程师在1935年左右曾在父亲开办的上海华启顾问事务所实习过结构设计，深知二位杨先生在设计中贯用实用经济的原则，而该原则正是拟建的旅馆所要求的。所以通过马增新工程师的推荐，使得投资方和设计方联系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十分理想的组合。廷宝先生的得意门生巫，张二位以及宽麟先生的得意门生孙有明。乔柏人、田春茂、孙天德诸位继两位大师的衣钵，自然而然地在工作中按此原则办理。这个原则也十分符合周恩来总理在建国初期所提出的建设总方针：“实用、经济，在可能条件下注意美观”。 　　这座后来命名为“和平宾馆”的建筑于1952年底顺利建成，并为当年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服务。之后兴业公司设计部受到社会上以及建筑界更多的关注，同时有更多的业主上门委托设计。在廷宝先生不能常在北京的情况下，巫、张二位肩负着设计部主任建筑师的职责，可谓是责任重大。特别是当北京市商业局在1953年决意将王府井百货大楼工程的设计委托书交给兴业公司设计部时，大家都明白其责任之重大，因为这是解放后由国家投资、在首都第一号商业街投资建造的建筑面积最大的商业建筑。 　　1955年，王府井百货大楼顺利竣工并投入使用。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同志等都曾抽空前来视察过。建筑界的人士前来参观者更是络绎不绝。普遍的评价是民用建筑中的“精品”，“少花钱、多办事的典范”。正是这种追求“精品”、“典范”的观念，由二位杨老传递给包括巫，张在内的年轻一辈，继续发扬光大。巫、张二位在和平宾馆及王府井百货大楼这两座解放初期北京建成的标志性建筑的设计中加班加点，花费了许多心血，功不可没。 　　随着委托任务的增加，设计部的技术人员队伍也逐渐壮大，特别是结构组增加了刚踏出大学校门的程懋?，成为日后壮实的有生力量。设计部接着完成的设计有新侨饭店(与北京市设计院合作)，汽车局办公楼、石油学院教学楼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工商联办公楼和汽车局办公楼先后采用了预制混凝土平板和预制混凝土毛竹园孔板，大大地节省了木模板。这两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工程，对日后北京预制混凝土构件的开发，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深受领导部门及同行的关注。 　　在1952～1953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北京市众多的私营建筑事务所纷纷被合并到国营设计单位去。唯有公私合营的兴业公司设计部到1954年非但毫发未损，却更为强大有力了。北京市设计院是解放后由市政府新组建的单位，由副秘书长李公侠亲自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