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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适用自愿环境协议合理性探讨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环境支付能力在产业界内部的不均衡分布造成了我国环境立法“失灵”的局面。以一体遵行为要件的法律法规不足以满足我国环境管制的现实需要。相反，根据具体行业或企业的不同情况度身定制相应环境政策的自愿环境协议在挖掘和利用分散于各行各业的资源环境保护潜能方面具有先天优势，应在环境管制实务中充分发挥其提升社会环境绩效、降低行政成本、替代立法管制的功能。文章首先分析了环境立法及其“失灵”，以及自愿环境协议对我国的特殊意义，并探讨了自愿环境协议在我国的功能定位。 　　关键词：环境支付能力 自愿环境协议 环境管制 治理 　　 　　引言 　　 　　环境支付能力在产业界内部不均衡，这造成了我国环境立法“失灵”的局面。以一体遵行为要件的法律法规难以满足我国环境管制的现实需要。相反，根据具体行业或企业的不同情况来度身定制相应环境政策的自愿环境协议，在挖掘和利用分散于各行各业的资源环境保护潜能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应发挥其在环境管制实务中提升其社会环境绩效、降低行政成本、替代立法管制的功能。 　　自愿环境协议是指政府公共机构与企业或行业之间，就为期望实现的当前立法所没有规定、又或者是高于现行法律规定之标准的环境目标；以及在这种法律要求之外的共同行动过程中彼此间所需创设、变更或消灭的权利义务关系，在当事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础之上予以确定而形成的合同。作为不同于命令与控制型（CAC）和基于市场型（MBI）的第三代环境政策工具，自愿环境协议几乎在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得到了运用，距离我国第一份节能自愿协议的诞生也已经过去将近8个年头。 　　在今天看来，自愿环境协议仍然是应对我国当前严峻资源环境形势的理想工具，它于整个国家的现实国情前展现出了相当的契合性，应就其不同于法律法规要求一体遵行，针对不同企业或行业的不同情况制定不同环境政策的功能给予特别的重视，并且充分发挥其在环境管制实务中的应有作用。 　　 　　环境立法及其“失灵” 　　 　　（一）环境立法概况 　　自1979年《环境保护法（试行）》颁布以来，我国陆续制定、颁布和实施了大量与资源环境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环境立法初成体系，对保护和改善自然环境、合理开发利用资源能源、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无疑贡献了其积极作用。学界对30年环境法治建设历程所取得的成果亦不乏积极评价：“中国的环境立法甚至比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更先进”（王灿发，2009）。不仅有《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这样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专门法律，包含在环境法律、法规中的一些管理方法和制度措施，如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三同时”制度、排污申报登记/许可证制度、总量控制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等，从源头预防到末端控制亦“形成了一条严密的法律规范链条”。“只要按照法律规定的制度和措施严格执行，不仅不会产生新污染，即使以前的污染也应该能够得到遏制和治理。” 　　但与此同时，环境立法在满足现实需要面前陷入困境，几乎又成为了学界与实务界的另一种共识（汪劲，2008）：就立法管制的覆盖面而言，在一些关乎生态安全、人体健康的重要领域，如温室气体控制、生态保护、土壤污染防治与化学物质管理等方面，法律法规尚呈真空状；从规范设计的角度观察，不仅“有制度规范但无执行措施”的环境立法通病直接导致了在行政裁量范围和制度执行效力上的异常，而且对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制裁规定过轻。 　　（二）立法管制“失灵”解析 　　其实并不难发现，我国环境立法于具体环境问题之前呈不周延状，以及有欠执行力度的“失灵”表象背后，固然有环境立法成本高、周期长、期间异质化利益博弈激烈，以及执法开支庞大、监督测度困难等即便是发达国家也无法摆脱的一般因素作梗，但更多地则是由于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国情使然，即环境支付能力在对资源环境保护负有义务的企业或行业之间呈现出非常大的差异。环境支付能力是环境支付意愿的基础，后者是指特定主体为将其环境绩效提升至一定水平―无论是出于服从政府管制的目的还是满足自身生产经营上的需要―而愿意支付的代价。 　　企业环境管理制度体系的运行费用是其环境支付意愿最为直观的反映：对于那些良好地遵守环境方面立法的企业来说，前面所提到的费用很有可能会超越其因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而发生的成本；反之，管理费用或许会比应当支出的守法成本更为低廉。 　　不过，如若企业追求环境绩效的支付意愿缺乏相应的支付能力作为支撑，那么这种支付意愿将无疑只是“空中楼阁”，因而无从促成有效的行为及其结果。 　　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固然可以通过对企业污染物排放和资源能源消耗水平的达标状况予以督查的方式就其环境支付能力进行初步评价，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能力决定着企业在保护和改善资源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