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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用问题若干探讨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政府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的角度看,政府信用的内涵是在历次危机及其管理中逐渐发展、成熟起来的。目前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着政府信用缺失的问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状况日益恶化。鉴于此,本文从制度、政策和公务员素质三个方面提出具体措施,以提升政府信用。 　　关键词:政府信用 思想演变 全方位提升 　　 　　政府信用的内涵 　　 　　信用是指能够守约重诺而取得的信任。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与思想家无一不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信用是社会交往行为的基础。我国古代有“孝悌忠信”的社会伦理规范,西方人对信用的认识与西方文明的三大源泉和支柱―基督教、古希腊文明和罗马法―息息相关。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教导人们要虔诚信仰上帝;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把信用作为个人的美德,是“生来就是政治动物”的人??必须具有的道德;古代罗马法,尤其是民法,通过界定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将守信的思想植入民众的观念中。 　　信用的主体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组织。当政府成为信用的主体时,我们就称之为政府信用。一般而言,对政府信用的关注可以分为两部分,即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信用和更一般意义上的政府信用。本文研究的是更一般意义上的政府信用,是基于政府与民众之间信任关系的一种思考。 　　政府信用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组成部分,与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等其他信用相比,政府信用处于更重要的地位,并具有不可替代性。然而,我国政府目前的信用状况不容乐观,根据《小康》杂志2007年8月发布的《2006-2007中国信用小康指数》报告,2006-2007年我国政府公信力指数为60.6分,比上年提高了0.1个百分点。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很相信中央政府,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一些地方政府存在着“隐瞒真实情况,报喜不报忧”的现象。政府越来越不被民众信任,而频发的公共危机正日益成为威胁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不安定因素,政府如果再不重视其信用状况的恶化,将很难在社会管理中发挥领导者的作用。 　　 　　政府信用思想的演变 　　 　　西方的政府信用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柏拉图。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对话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的政治思想,他心中的理想国应当由贤王来统治,守信用则是贤王的一个重要品德。但是当古希腊被古罗马吞并,再到庞大的罗马帝国行将崩溃时,各种现实的统治危机使得这种追求崇高美德的政治观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发生了改变。马基雅维利在其名作《君主论》中坚决主张强权政治,将政治与道德、宗教分离,强调政治的本质是权力,因此,信用只不过是政客们用来谋取权力的工具。政府信用由一种美德变成谋取权力的工具,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政府统治极其腐败,国与国之间战乱不断,金钱、权力成为政府追逐的目标。从更深刻的角度讲,这一转变的动力来源于政府本身,是政府在应对统治危机时,对政府信用的重新解读。 　　我国古代政府信用思想的演变与上面的情形类似。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思想像当时的政治形势一样错综复杂,然而万变不离其宗,政府信用主要是统治者广招贤士、收揽民心的一种政治手段。到了汉朝,为了实现长治久安,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仁义礼智信”是儒家的重要思想,贤士们“修身”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守信。汉朝统治者独尊儒术则是将政府信用从马基雅维利主义转变为政治家的一种重要品德,这个过程与西方的转变过程恰好相反,但本质上,这两种转变都只是统治集团内部对政府信用看法的转变。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中世纪及以前的西方世界,政府的公共权力都是先天赋予的、不容置疑的,因此,政府信用思想就沦为一种统治的方法和理念,即政府在动荡的年代倾向于将政府信用作为获取权力、金钱、政治势力的工具,是一种权术手段;而政府在大一统的年代则倾向于将政府信用塑造成一种崇高的美德,使之成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种行为准则,这样就有利于保持国家的安定。政府信用是政府利用民众的信任获得权力与政治合法性的手段。 　　现代西方的政府信用理论大都秉持社会契约论思想,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方法分析政府信用的形成机制、具体表现和作用以及如何防范政府信用风险,而政府信用思想的每一次发展都与公共危机的发生密不可分。 　　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员不断爆出各种丑闻,使得普通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降至冰点。于是,政府的委托代理理论就发展起来。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在政治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三方面的利益,即国家的利益、政府的利益和民众的利益。政治代理人在行使公共权力的时候也在追求个人利益,由于政府与民众之间存在地位不对称和信息不对称,因而可能会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政府信息公开化。要增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就必须使民众尽可能了解政府,相信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