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并化解“问责制”下“履职异动”.docVIP

正视并化解“问责制”下“履职异动” 　　“问责制”走入普通公众的视野，当始于2003年“非典”时期两名省部级高官的罢官去职，而“问责”给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带来刻骨铭心记忆的，当属阜阳“劣质奶粉”事件后，在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刮起的“问责风暴”。近年来，伴随着“问责制”在政治文明轨道上前行的是颁布施行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公务员法》、《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等一批完善问责的法律法规。“问责制”已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看点和亮点之一，是与现代民主政治要求――责任政治的内在对接。 　　 　　一 　　 　　“问责制”在实践的拓展和深化中显现出的常态化趋向、惩戒性威慑，给行政机关特别是机关干部带来了剧烈的震撼，他们高度关注“履职与问责”之间的关联度，并通过实实在在的问责实例的警示和剖析，深感自己不再是游离于“问责制”之外的“旁观者”，而确实可能成为被追究责任的“局中人”，太平时期难当“太平官”正成为共识。为规避责任、避免被问责，当前一些机关干部在履行岗位职责时，除人性中固有的懒惰基因外，出现或采取了一些以“消极、被动”为特征的应对“问责制”的“履职异动”，突出表现有： 　　(一)“设防为先，履职为后”的“自保型”。接受任务、开展工作先考虑有无责任或责任大小；工作中预留“空间”，过分想着不出差错而求“自保”，刻意想着要通过“留痕”来自证无过错的“清白”；“前怕虎后怕狼”式的“畏首畏尾”、谨小慎微等，使干部在一种压抑、郁闷的心境下，承受工作、心理的双重压力，不但工作做不好、效率提不高，还对身体造成影响，导致“人事两误、人事相害”的输局。 　　(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无为型”。受“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的思想支配，奉行“多做事不如少做事、少做事不如不做事”，以“没有责任之事多做、责任小的事少做、责任大的事不做”为工作原则，占位子、混日子、拿票子，得过且过，做“太平官”，以“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为工作标准，一心只求平???安安，工作缺少应有的主动性、积极性和能动性。 　　(三)“唯上从上，错不在己”的“唯上型”。工作中“怕挑担子，怕负责任”，遇见矛盾上交，碰到问题上提，请示不停，汇报不断，一味希望或要求上级机关及领导作决定、决策；对职能、职权之内的事，以“不为”待之处之，当断不断，举棋不定，进退维谷，向上、唯上式的“等、靠、要”，丧失解决问题、化解矛盾的“时机”。 　　(四)“萧规曹随，循例守旧”的“维持型”。充当“维持会长”的角色，沿袭旧规，以“维持现状，不出问题”为工作的标准和追求，只“守摊”不创业；对待工作，有先例的循之，无先例的等之，他人的探索与实践看之：固定性有余，灵活性不足，创造性泯灭，与改革创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反其道而行之，成为迈向成功发展道路上的障碍。 　　在“问责制”的语境、事境下，面对问责实例带来的震撼、冲击、刺激，“履职异动”是行政机关及其干部为实现“自我保护”而萌生的本能冲动和选择，是人性人心人情的真实反应和流露。但是，以被动、消极为特征的“履职异动”现象的存在，确确实实对工作的完成、对干部的成长产生了“隐形”而强大的反作用力。 　　 　　二 　　 　　应当看到，实施“问责制”的本意，不仅仅是为了追究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失职、失责、渎职的责任，而是要通过实施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问责，促使每个人都能按照岗位职责的要求，切切实实地为能履职、履好职而负起应有的责任。如果“问责制”的实施不能起到警醒人、提示人的作用，相反导致更多人在履职中出现懈怠、松弛乃至成为“看客”时，这恐怕远非“问责制”的本意所在。因此，要对“履职异动”现象进行客观的分析和剖析，正确看待和理解现实中出现的“避险为上，履职居后”的思潮，在“问责”和“履职”的结合中，把脉干部所思，排解干部所忧，引导干部所求，探寻防范和化解“履职异动”之策，努力实现行政机关及其干部的“履职免责”之最优选择。 　　(一)按照职权法定的原则，以职能定位明晰责任定位，为干部提供履职依据和责任界限。对行政机关来讲“法无授权即禁止”，所谓“授权”就是职权法定，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授权即赋权，法律赋予部门或个人应承担的职能、可行使的职权，意即不能有超越法律的自我授权。二是授权即限权，法律在授权的同时也限定了行政权力行使的范围，意即权力不能超范围的滥用，这是授权的实质所在。从理论上讲，行政机关及其干部的职权只有在法律授权后才能受之、为之，法律没有授权就不得受之、为之，否则就是行政乱作为。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在依据职能履职尽责的同时，经常会碰到一些以形成“合力”、加强“协同”为由，通过组建“委员会”、“工作协调小组”、“工作推进小组”等临时机构，或以临时安排工作任务为由，将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