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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资产阶级历史转折期官商关系回顾 　　内容摘要：战后广州市商会与国民党政府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关系，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转折时期的动态。商会无法把握官商关系中的主动权，反而加深了对统治当局的依附性，基本丧失了其独立品格。本文通过对广州市商会既维护国民党统治又维护自身利益与国民党作抗争的双重性分析，得出这种现象反映了上世纪40年代末民族资产阶级的尴尬处境，从而再次表明资本主义道路在近代中国行不通。 　　关键词：战后 广州市商会 官商关系 　　 　　战后的广州市商会于1946年8月重组成立，从其成立到广州解放的短短三年间，在当地经济社会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和影响，而对于广州市商会和国民政府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揭示国民党统治覆灭前夕，民族资产阶级的整体动态。 　　 　　市商会既支持又反对国民党的双重性表现 　　 　　抗战结束后，广东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整体有所削弱，再加上历来广州市商会内部存在派系斗争，因此战后重组的广州市商会加深了对政府的依赖性，它必须依靠政府来保证工作的正常开展，也必须通过政府强制性行为使商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广州市商人社会团体。而国民党政府在广州地位日趋重要的情况下，必须借助市商会维持社会经济秩序、控制商人资本家以及保证政府的财政收入。 　　 　　政治上追随国民党的内战政策 　　广州市商会虽未大张旗鼓的表示赞成国民党发动内战，但是却把内战爆发的责任完全推到共产党身上。市商会则寄建国强国希望于国民党政府，内战爆发后不久，市商会即联合广东各工商团体通电暨全国拥护政府颁布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称“毋为奸人煽惑”，以此帮助国民政府稳定时局。内战中，市商会协助政府多次募集战争款项和物质，参与各种劳军大会、慰问军属等等。在战后，广州工商业举步维艰的情形下，虽然有时市商会不堪经济负担而对政府的筹款有所抗拒，但多数情况下仍竭力支持，表明了在面临可能伤害其根本利益的“共产”时，商人甚至可以暂时牺牲自己的利益而协同国民党对付所谓的共同敌人。 　　1949年初，在国民党败局已趋于明朗化??情况下，市商会仍然寄和平希望于国民党，他们通电支持蒋介石的所谓元旦和平文告，同时也致电延安。可见，商人资本家的根本利益与国民党统治保持一致，因此市商会依然希望停战和谈，以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实现民主建国的愿望。 　　 　　迫使国民政府改变损害民族利益的错误政策 　　阶级的属性决定了市商会在对于反共态度上的鲜明立场，但是在民族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抉择上，市商会亦敢于和国民党抗争。例如1949年初，广州工商界反对梧州开放运动，梧州开放是国民党在濒临内战失败和内部派系斗争的情况下为了换取外国支持的产物。此举受到来自各界尤其是广州航商以及海员的坚决反对，市商会除了表示支持航商反对开放梧州运动之外，分别向行政院、立法院、监察院发出代电，要求收回成命。由此可见，民族利益和商人自身利益合为一体时，商人的斗志更趋于坚决。在广州工商界的一致反对和全国舆论的支持下，1949年4月，行政院宣布暂缓梧州开放，市商会反对国民党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表明了其在保护自身利益的时候，敢于与国民党政府作斗争的坚决性。 　　 　　市商会配合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措施 　　 　　商会作为一个和经济密切相关的组织，它与政府关系主要在于经济市场的运作层面上，商会的一切行动归根结底在于谋求整个商人资本家团体的经济利益，可以说，利益是官商关系变化的指挥棒。 　　工商业的发展需要稳定的社会经济环境，而稳定的社会经济又是维护统治的基本要求。由于广州是国民党大后方既华南地区的经济中心，1949年2月后更成为国民党的政治中心。稳定广州的经济社会秩序对于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至关重要，所以在维持广州社会经济稳定这一点上，广州市商会和政府有着共同的目标要求。战后的广州金融动荡、物价上涨，因此配合政府实施经济政策，协助稳定社会经济秩序成为广州市商会主要任务之一。 　　 　　稳定金融，抑制物价 　　1947年2月，广州出现战后首次较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金价的上涨引起物价的连锁反应，广州市商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商讨安定金融、平抑物价之对策。一方面，对政府提出5点建议，以稳定市场；另一方面，由市商会通告全市同业公会及商店自动平抑物价安心营业，尤其对于米粮行进行特别视察。正是由于市商会的紧急对策，金融危机得出平息。 　　从利益层面来看，市商会协助稳定经济秩序是为了保护工商的长期利益，但是在对于政府所实施的病商政策，市商会也竭力要求政府改善。 　　当时国民党政府在对外贸易中实行限额分配输入和结汇两项政策，由此战后进口受到了严格限制。1947年实行之初，华南地区配额为每季150万美元，是正常输入的十分之一，对于许多原材料依靠进口的民营工业来说，这一做法无疑是毁灭性打击，而出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