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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司马迁《货殖列传》中经济思想 　　◆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本文总结概括了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体现的四个经济思想，即商业的重要性，市场经济规律的阐述，地域经济思想和致富的方式方法。 　　关键词：司马迁 经济思想 货殖列传 　　 　　司马迁所著的《货殖列传》历来被看作是中国正史中的第一篇经济学专论。钱钟书先生说：“司马迁传《游侠》，已属破格，然尚以传人为主，此篇（《货殖列传》）则全非‘大事记’、‘人物志’，于新史学不啻僻鸿朦矣”全文贯串着司马迁独特而朴实的经济思想，集中反映了司马迁敏锐的社会经济洞察力以及超前的经济思想。其中许多经济思想在大力???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有着很大的借鉴意义。 　　《太史公自序》中说道：“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之于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作《货殖列传》”。这十分明确地说明了写作《货殖列传》的目的。即像布衣匹夫这样的平平常常的人，不妨害政令，不妨害百姓，据时买卖增值财富，智者在他们那里可以取得借鉴。这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并不算什么创新的经济思维，但是这在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在“重本抑末”的经济政策下，司马迁的经济思想打破了传统与流行。他赞扬了从春秋末期至秦汉以来的大货殖家，如范蠡、子贡、白圭、猗顿、卓氏、程郑、孔氏、师氏、任氏等。并说“智者有采焉”，认为应当向他们学习。本文仅就《货殖列传》浅谈司马迁的经济思想。 　　 　　商业的重要地位 　　 　　司马迁认为，利己之心人皆有之，求富求利，追求和满足更多的物质需要是人的本性。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衿势能之荣”等欲望，就一直存在着，它是生来就有的。人们在欲望的驱使下去追逐利益，是一条永恒的规律，即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指出，“贤人深谋于廊庙，议论朝廷，守信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不过是为了“归于富厚也”；做官廉洁，那是因为“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得到重赏；“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不避法禁”“其实皆为财用耳”；“赵女郑姬，设形容”，“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渔人“犯晨夜，冒霜雪”，猎人“不避猛兽之害”，为的是获得能够满足他人口腹之欲的商品。一句话，一切“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人一切活动的动因，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求富求利。总之，“欲利”是商业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因。 　　（一）商业对国家的重要性 　　太史公说，《周书》上说过“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意思是农、工、商、虞这四个方面是人民衣食的来源，是国家的根本。这四方面若是发展得好，“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这充分说明了司马迁主张农、工、商、虞四业并重，反对秦朝以来统治者一贯推行的“重本抑末”政策。 　　从战国时期的商鞅起，就开始鼓吹“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这个口号，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所提倡、所遵行。在统治者们看来，商人不是劳动者，他们不创造财富，不像那些附着于土地上的顺民那样男耕女织，那样一尺布、一斗米地立竿见影。长期以来他们被看作是对整个社会有害无益的“蠹虫”。但是司马迁却认识到农、工、商、虞四业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经济结构，而商业又是经济结构中最活跃的环节，没有商业就不会有流通，也就不可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他高度赞扬了工商业者们的卓越才能，赞扬他们对国家社会所做的贡献。在当时，司马迁敢于充分肯定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公开赞扬那些为国家社会做出贡献而被称为“末业”的人们，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直到司马迁死后的一千七百多年，顾炎武、黄宗羲等人，才在清朝初期又提出“工商皆本”的口号。 　　司马迁还认识到了物质的丰富与否，直接关系到人们的道德素质和社会的安定与否。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经济决定着人的精神面貌、人的道德，而不是道德决定经济，这符合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君子富有了，就能施行恩德；平民富有了，就能好好干活。他还说“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意思是家有千金的人不会去作奸犯科，以身试法。这更说明了经济对社会治安的作用。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富足，自然会安心生活，社会也就平稳和谐。虽然司马迁这样的观点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