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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引发思考 　　2009年3月25日,国务院原则通过《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这是中央首次以国家文件的形式对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建设进行系统规划指导,同时也是继2005年6月中央批准浦东新区综合配套改革以来,第二次专门就上海的改革发展出台政策性文件。然而,除上海以外,国内热捧金融中心概念的城市一直此起彼伏,例如北京,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城市;深圳,港深国际金融中心;天津,北方金融中心;重庆,长江上游地区金融中心,等等。而其中也不乏依托自身条件及优势已开始行动、抢占先机的,例如2006年天津在明确“国家级综合改革配套区”地位以及获许搞金融创新后,很快便脱颖而出,较短时间内,规模200亿元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上马,私募股权基金集聚;而北京更是在上海“两个中心”的意见刚一出台,便于3月30日挂牌成立了北京金融局,逐鹿之心显露无遗。 　　 　　一、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机缘 　　 　　事实上,从空间上看,无论是上海、北京、深圳,都不足成为辐射全国各个角落的中心,特别是在行政加市场的经济格局下,各地都有理由与意愿建金融中心;而从发展阶段上看,东、中、西部经济与思想意识的巨大落差也意味着其对金融的需求也截然不同。因此,我国的金融中心很可能的一种情况就是多中心,不同区域的金融中心各有侧重。但上海能够被中央确定为国际金融中心,进而有机会成为全国金融的心脏,可谓是机缘巧合。近现代以来,上海依托其独到的历史地缘,不仅书写了曾经远东第一大金融中心的辉煌,今天更发展成为股票、外汇、期货、黄金等全球要素市场最集聚的城市之一、中国外资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城市,是我国最重要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然而,除了自身的“缘分”,真正能代表一个国家战略的“国际金融中心”,能与国际接轨、规范、标准、集中的金融中心只能由国家出面、由世俗权力拍板,而且不可能多中心。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由于撒切尔夫人的金融自由化改革,不仅激活了伦敦城原有的活力,更造就了日后与美国华尔街分庭抗礼的伦敦金融城。还有上世纪六十年代,地处东西方交汇十字路口的新加坡,凭借独特的地缘优势与廉洁的政府形象催生了安全、稳定的金融中介需求。可见,“国际金融中心”有赖于历史地缘与世俗权力双重拍板,换言之,如果没有国家的确认,上海只可能是一个长三角地区的金融中心,而有了国家出面、支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方得以实至名归。 　　同时,“意见”所描绘的目标是:“到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之所以是一项国家交给上海来完成的“国家战略”,因为如果没有中国经济实力的支撑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媒介,仅凭一己之力,上海无以铺就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 　　 　　二、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创新与挑战 　　 　　(一)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模式的创新。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仅是国家战略布局之举,而且是市场经济基本到位的收官之作。换言之,2020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成,则意味着中国市场经济的真正到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承载着30年改革成就与未来发展规划衔接的历史要求,在全球主要发达国家正经受金融海啸侵袭之时,更是主动承接外部压力之举。而此必然要求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颠覆和超越以往其他金融中心的建设模式,走出一条创新之路。 　　1、货币自由兑换是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体两面,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将是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必然诉求,在上海等五城市已经试水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基础上,上海或将逐步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管制。 　　2、构建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发展信用评级、资产评估、融资担保、投资咨询、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金融服务中介机构,形成完整的金融产业链。 　　3、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的缺点在此轮危机中暴露无遗,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美联储等纷纷承认监管失误,以此为鉴,上海在金融监管制度建设方面将被加强,“三公”原则得以秉承,实现信息充分交流、市场公平准入等。 　　4、政府职能转变,从亲自撬动杠杆转向提供支点,进而提高政府效率和服务能力,构建适宜的人文、商业环境与金融生态环境。已进入上海人大常委会审议程序的《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草案)》,即侧重于对金融环境和服务的考量。 　　5、金融中心是金融人才高地,为吸引高能级的金融人才集聚上海,上海或将放宽人才引进政策,打破户籍壁垒,实施双重国籍身份,制定针对金融业高管专门的个税政策。目前,外籍人士参加上海市基本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政策正在制定中。 　　(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所面临的产业调整。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势必要求上海的产业结构进行重大的比例调整,即由“二三一”格局向“三二一”格局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