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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犯罪技术侦查立法思考 　　摘要:职务犯罪是一类高智商、隐秘型犯罪,犯罪行为往往由其职务为掩护,加之通常没有直接的受害人,痕迹、物证少,因而侦查中发现难、取证难、固证难的问题十分突出。尤其是贿赂案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行动隐秘,不着痕迹,运用通常的侦查措施往往很难奏效。因此,必须使用强有力的侦查手段包括必要的技术侦查手段。 　　关键词: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法律 　　中图分类号:D90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6-0241-02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及其立法现状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作案人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监听、秘密录像、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送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其特点在于不经当事人知晓而运用技术装备秘密调查、秘密取证,是一种典型的秘密侦查措施。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技术侦查没有作明确规定,《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只赋予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可以行使技术侦查权。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95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曾规定:“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因此,检察机关侦查犯罪需要运用技术侦查措施时,因为法律没有授权而不能自行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只能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由公安或者国家安全机关协助。但作为内部工作协调的“答复”,忽略了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求助于公安机关或国家安全机关可能带来的两个弊端:一是他们本身的技术侦查任务已经非常繁重,检察机关的技术侦查要求势必被摆到次要地位;二是检察机关侦查的职务犯罪有其特殊性,与普通的刑事犯罪相比,对技术侦查的要求更高,尤其是时效性特征明显,委托性质的监控工作不利于保密,甚至会贻误侦查战机。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做法一是不够规范化;二是由于审批环节多,启动程序复杂,运作时间长,在办案中也容易贻误战机甚至泄露案情。尤其是随着办案工作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办案手段的运用进一步规范,办案程序的进一步严格,这种借用办法将越来越不能适应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需要。 　　 　　二、造成我国技术侦查立法滞后的原因 　　 　　我国对于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限制与谨慎是有其深刻历史与社会背景的。“对党内问题禁止搞技术侦查”是我党长期坚持的一条政治纪律,是为了防止将技术侦查用于政治运动。但并不能必然地推导出职务犯罪不能搞技术侦查的结论。我们认为,这里所说的党内问题,同党员干部涉嫌犯罪应当依照刑法惩处的问题有着本质区别。现实中,少数党员干部大肆进行职务犯罪,严重动摇党的执政根基,在性质上早已不是党内问题。如果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在胡锦涛总书记所作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反腐倡廉建设单列出来,作为“五大建设”之一,纳入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这向全党全社会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升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明确了反腐倡廉建设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因此,从法律上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使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的能力与所承担的反腐败职责相适应,不仅不违背党内不准搞技术侦查的政治纪律,而且是检察机关通过法律监督职能维护党的执政基础的必要措施。我国正努力走向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最高的宪法原则之一。 　　 　　三、查办职务犯罪中运用技术侦查的必要性 　　 　　首先,查办职务犯罪需要技侦手段是由犯罪嫌疑人主体的特殊性决定的。贪污贿赂案件的犯罪嫌疑人大都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一定的身份、地位、权力和错综复杂的关系网,这些人往往反侦查能力较强,稍有不慎,便会打草惊蛇。使用技术侦查措施提前获取重要犯罪证据,一来可以抵御各种力量干扰办案,二来可以提前预防犯罪嫌疑人畏罪潜逃的。并且,技术侦查是在被追诉者及一般公众均不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能避免来自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也通常比较有效地防止给最终被证明无罪的犯罪嫌疑人的名誉带来不必要的负面影响,避免给其所从事的本职工作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其次,查办职务犯罪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