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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问责制样本效应与制度创新 　　自明确规定工商负责流通领域商品质量后，所发生的阜阳奶粉事件、齐二药事件，使一些行政干部被处分乃至入狱。这在给我们敲响警钟，行政问责已经悄然来到我们身边。如果工商部门没有超前的政治敏锐性，不能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行政问责制就有可能引发责任风暴。 　　 　　一、行政问责的内涵分析 　　 　　1　何为行政问责制? 　　所谓行政问责制，就是指特定的问责主体针对各级政府及其公务员承担的职责和义务的履行情况，要求其承担否定性后果的一种责任追究制度。行政问责制的实质在于防止和阻止行政人员“滥用或误用公共权力”的失职行为，要求处于不同层次、不同岗位上的行政人员“做应该做的事，不做坏事”。这种价值追求看起来定位低，实际上这种理性的制度安排，责任很明确，定位很科学，其可控性和可操性都很强。 　　 　　2　问什么事的责? 　　纵观这两次问责事件不难发现，一目前的行政问责主要集中在给人民群众造成重大人身伤害及财产损失的突发重大事故上。阜阳奶粉事件和齐二药事件可以说仅仅是商品质量事件的冰山之一角。在消费安全越来越得到社会关注的今天，工商部门作为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的主管部门，责任可谓非常之大。伴随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意识的觉醒，任何对市场主体准入把关不严，履行监管执法职能不到位，甚至违法或不当行使职权的行为，都会面临被问责的风险。因此，当工商部门面对数以万计商品质量的监测任务、而硬件配备和人员素养还远远达不到社会要求的时候，就应该认真研究行政问责制，科学制定预警方案，让基层人员认清社会问责的方向，明确对什么样的事件负责，督促他们去监管执法，而不是将突发问责事件的责任不分原因的摊到基层，枪打出头鸟，这样的结果多少就显得不很科学或者让人不服。 　　 　　3　由谁来问责? 　　行政问责的主体可以分为：“异体问责”，如人大、各民主党派、司法机关、新闻媒体、公众等：“同体问责”，如上级工商部门或人教、监察、法制等业务科室。根据越权无效的制度原理，问责机关须有相应的处分权限。工商局中有???员、公务员，也有人大选举的官员，对于工商部门监管执法与党风廉政的责任追究，虽说最终权力属于人民，但具体到每一个人的问责上，又必须对号入座，各安其分，即党组织问其党员干部的责，政府问其有权处分官员的责，人大问其任免的官员的责。行政问责制的推行，重要的是强化公务人员对人民的服务质量与责任心，成为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契机与制度平台。不能单纯的因为存在上下级的关系，就使得行政问责必须成为下级对上级负责的另一种强化方式。对于行政问责客体来说，混淆问责的主体不仅不合情理，也于法无据。 　　 　　4　问谁的责? 　　问责的前提是在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公职之间有着合理、严格的职责划分。无照经营的存在，是应该问责前置审批部门，还是应该问责把关部门；是应该问责无照经营的始发时间的责任人，还是应该问责事发时间的责任人?劣质食品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应该问责生产领域，还是问责流通领域：是应该问责事发地点的监管人员，还是问责所有该食品的销售领域监管人员?这些问题目前都没有详细的规定。实际上公共部门的许多事项的特征本身就在于责任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归属，在目前同级政府体系的不同部门之间、工商部门领导的正副职之间的职责划分仍然存在不规范、职能重叠的情况下，强调某一个人的责任，甚至是某一个没有多少实际决定权的人的责任，是难以收到真正的效果。这些体制性的弊端不解决，问责永远也问不出头绪来。 　　 　　二、问责样本引发“蝴蝶效应” 　　 　　所谓“蝴蝶效应”(Butterfly Ef-fect)是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巨大的连锁反应。对于这个效应最常见的阐述是：“一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以导致一个月后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行政问责制，不仅在官员界自上而下引发“责任风暴”，同样在工商部门引发“蝴蝶效应”。对工商部门的两起责任追究，看起来很小，却促使全国工商部门纷纷采取措施，重新审视自己的职能和责任，对监管方向和方法进行了调整，并在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中不断加以总结、调整和完善，化压力为动力，争取履职免责，行政问责样本效应引发工商改革风暴。 　　 　　1　推行网格化监管模式 　　所谓网格化监管模式，实际上也就是把辖区经济主体细化到人，包干到户，定岗定责。这种模式的有效性在于让每位网格人员都有自己的辖区和经济主体，监管责任明确，监管方向清晰，不拖拉不扯皮。网格人员按照网格要求开展履职工作，只要达到规定，不追究网格人员的监管责任。如果因网格人员行政不作为或履职不到位，将按网格的划分直接追究到个人。网格化的监管模式，使得工商监管人员在工作中方向明、责任清、履职有望，能够化压力为动力，踏实地去监管、执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