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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簇群式城市分布空间架构 　　一、簇群式城市化空间架构的展开规律 　　 　　城市化的空间架构主要取决于这几种因素，即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人口变动和迁移、社会发展和制度变迁。经济增长对投资、消费、技术、社会结构起决定作用，并通过的推力与拉力导致城市从低级向高级阶段的迈进或“起飞”；技术进步源自于城市中心作为现代化的部门能够向农村这种传统的部门输送财富和文明，从而承担发展极点的作用；而人口变动与迁移一方面是因为城市能够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广泛的就业机会和充满活力的生活方式，社会福利水平较高对于农村人口有强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城市居住又需要人们承担较高的非货币成本，后者包括拥挤、污染和犯罪等，从而使一些人愿意从城市迁出或者留在小城镇地区；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习俗也对城市的空间结构发挥影响作用，西欧城市和澳大利亚城市的中心地带往往是高尚住宅区、商业区和行政部门集中场所，郊区才是贫民和低收入阶层的居住地点，而北美城市恰恰相反，高等级的住房更多分布在郊区，商业和行政设施也坐落于城市边缘，市中心才是出租房提供给低收入阶层；政治制度和经济组织的异质化也使得城市空间分布呈现不同的模式，前苏联和东欧地区更多地依靠行政区划来分配城市资源，而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城市人口的密集度往往很高（这并非归咎于交通工具的匮乏，实际上是为了行政控制的便利），与此相反，美国把行政机构置于小城镇而非大城市中心，因此促使一大批中小城市获得更多的公共资源分配。从上述文献综述可知，决定城市的空间分布并不是单一因素，也不仅仅是市场因子，还有技术、制度等因素的嬗变对其施加影响作用。所以，给定城市空间架构的一般性解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城市空间结构问题引起了众多经济学家的研究兴趣，下面我们介绍几位城市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从中可见“簇群式”城市空间架构的理论来源。 　　 　　伯吉斯提出了“同心圆区理论”（见图示a）。伯吉斯认为城市空间分布是稀缺资源基于城市自身吸引与聚集的向心力和扩张与分散的离心力平衡的结果。任何一个城市??是从中心区向同心圆区外围进行辐射性的扩张，越是外围其经济便利性、人口密集度和租金水平越低，城市的空间架构就会由里向外展开中心商业区、过渡区、工厂区和低收入者居住区、高收入者居住区和通勤区，而移民水平、犯罪率、贫困人群会由里向外逐步下降。伯吉斯的同心圆区位理论是“摊大饼式”城市扩张的一个依据，对租金水平、人口分布、交通便利等因素的设想过于线性或理性，没有考虑城市空间分布的物理性和自然性，更不能解释集群城市多中心的事实，不符合“簇群式”城市空间分布的实际状况。 　　 　　克里斯塔勒对城市空间分布提出了“中心区位理论”（见图示b），认为六边形的城市空间分布更能适合中心城市和周边不同等级的城市结合成专业化服务与分工关系。克里斯塔勒认为，较低等级的城市应距大城市7公里，大城市的人口应是小城市的3倍面积和3倍人口，即K＝3的等级分布模式，保证大城市的人口与服务设施成3、9、27……的几何增长数量增加，为大中小城市之间结成“等级性”空间分布架构作出了经典的说明。但克氏的理论过于平面化和均衡化，没有考虑制造业选址、交通干线、社区服务设施等因素对城市选址的影响，其等级规模原则过于理想化了。 　　 　　美国经济学家海瑞斯和尤曼提出了“多核心理论模型”（见图示c）。他们认为城市的空间分布不是立足于一个“核心”，而是同时围绕着多个“核心”而展开城市资源的配置，城市之间的交通运输系统将连结这些核心而形成“多核心”的城市增长系统，并因此而构建专业化和分工服务功能的城市空间结构。大、中、小城市因此而结成互补关系，虽然海瑞斯和尤曼的模型更适合于美国城市的分布状况，但对于“簇群式”城市空间分布架构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英国经济学家罗伯逊提出了环形和扇形混合组成的城市空间分布结构。罗伯逊注意到20世纪后半叶由于公共交通和私人轿车的增加，商业设施和人口聚居点向市中心外围扩展，尤其是低收入家庭更多地选择市郊外扇形地区，使得城市周边地区的小城市迅速地发展起来。在罗伯逊的混合模型中（见图d），城市土地资源分为公共用途和私人用途，这两类房产按新旧程度呈环形模式展开，或按不同的收入阶层呈扇形展开，周边五个小圆圈则是卫星城镇。这个模型已经接近我们所要分析的“簇群式”城市的空间分布模式。 　　 　　为了具体说明城市空间分布的一般规律，除了借鉴上述学者的观点之外，还应注意到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条件。不同等级、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城市之所以能够结成“簇群式”联系，是由这些城市的地理位置、经济区位、城市结构以及城市化发展的阶段所决定的。 　　第一，城市空间分布架构是由地理位置差异而产生的。城市以“簇群式”空间分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条件的异质性、资源的稀缺性、生产要素分布的不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