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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执政理念理性回归 　　 【摘要】执政理念的回归是中国共产党面对国内国际新形势、新变化、新挑战所作出的积极应对和策略抉择。在历史和现实的碰撞过程中检验政策，在比较和对比的有序竞争中改正错误。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她的理性具有至上性和先决性，她的执政理念是现实性和宏观性的有效结合。 　　【关键词】执政理念 政府理性 理性回归 　　 　　执政理念是中央政府执掌政权的宗旨，包括选择国家发展道路、治国方略、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社会力量配置，以及在执政条件下如何进行党的自身建设等。新中国成立的六十年间，经历了四代国家领导人的执政理念，虽然所处时代不同，情况和困难都有所差异，但都能看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理念上的深思熟虑和审时度势。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到“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到“立党???公，执政为民”，这是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 　　进入二十一世纪，国际国内环境复杂多变，国家在施政问题上要加深认识、结合具体情况进行理性思索。政府官员的观念更新、政府职能的深层探究、政府执政方式的人性化、政府权力的合理定位，都关系到政府的公信度，以及国家、市场、公民和社会组织三者在现实环境中的和谐互动和有序法治。本文所指的理性回归，特指政府执政理念的规范、科学、公正、合理，更符合现代民主社会的时代要求，把时代的要求体现在政府对待大是大非的抉择上，在思想、认识、觉悟、看法上都能做到为民、利民、便民，着眼现实，转变政府职能，把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更加稳健夯实的道路上来。政府的理性是一种实体的理性，它优先追求一个个明确、具体而有效的政策目标。要大力宣传和普及现代政府理念，加快行政文化的现代转型，使政府官员在思想观念上完成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神秘政府向透明政府、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等一系列重大转变，逐步提高信用责任意识，形成恪守信用的行政思维方式和操作习惯。此外，必须对目前建立在政策绩效基础上的公信力进行转换，通过尽量依靠现有的民主秩序，逐步增加公民的发言权和参与机会，提高行政的民主性、透明性和回应性，赢取更扎实的民意基础。 　　 　　一、由“经济政府”向“公正政府”回归 　　 　　中国共产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背景是十年“文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国家已经从经济崩溃的边缘成为世界上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之一。我们还用三十年前的思路来理解它，就变成了“唯经济建设为中心”。具体而言，在许多领导的脑子里只有经济建设，而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可持续发展等都留待以后再说。经济上可以“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环境上有什么问题，先放一放；社会有矛盾，想办法再压一压。这些都是需要反思的，这种片面发展观的结果，很可能是经济总量搞上去，群众对政府的支持下来了。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上去了，但人的收入并未相应增加，有些生活质量下降，幸福感反而减少，那么，一些拥护改革发展的人也会变成改革发展的阻力。印度人民党在2000年大选中落败，就是个生动的例子。 　　上述危险说明，仅仅依靠经济发展，已经无法全面支撑政治合法性的根本基础。这就需要在执政理念上发生重要的变化，变经济增长为经济公正，重新对待社会中的贫富差距、分配不均衡等问题，确保改革成果惠及广大的中国劳动人民，尤其是中国农民。经济公正没有具体的经济指标可以量化，没有短时间内可以见效的标杆事迹，但却是让群众实实在在获得实惠的办法，也是对中国劳动人民在改革三十年中对国家繁荣富强所做出贡献的充分认可。没有三十年的辛苦劳动和拼搏，就不可能成就中国今天的繁荣昌盛，更不可能有先富起来的存在。 　　批评“唯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要使经济增长能够适应增进执政能力、增强执政合法性的需要，把诸如可持续性、公平、协调等因素一致看待。批评“唯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不意味着否定经济增长对合法性的支持。经济增长作为一种政绩是一种“特定支持”，一个政治体系如果无视特定支持，一再地或长期地缺乏有效性，必将危及合法制度的稳定。执政党在社会转型期如何处理民众的经济公正和心理公正至关重要，对于一党执政，则更是关系到其执政基础的大事。 　　 　　二、由“神秘政府”向“透明政府”的回归 　　 　　历史上，对信息的垄断曾经是专制统治的一块基石。千百年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曾被中国统治者奉为圭臬。在中国这一具有深厚权力崇拜传统和社会基础的国家，是“弱制度，不透明”的环境。政府一直被视为神圣之地，极具威严和庄重之寒，中南海不仅是中国民众的向往，还是十三亿中国人的权威殿堂。权威和庄重之后把神秘化的政府与社会底层民众相隔离，民间疾苦被官僚作风所蒙蔽和遮挡，普通民意的表达也被当作政治的异己和对立受到打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