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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非正式制度与乡村法律秩序建构 　　◆ 中图分类号：D267.2 文献标识码：A 　　内容摘要：自文明时代以来，人类秩序，既因国家正式制度而成，亦藉民间非正式制度而就。乡村法律秩序的建构是一个整体化的进程，单一方向的法制变革如果缺乏相应的非正式制度的配合，将会提高制度的运行成本和监督成本，要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的凝聚、保护、规范以及评价作用，实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耦合，从而实现乡村法律秩序建构这一制度目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 非正式制度 乡村社会 法律秩序 　　 　　问题提出 　　 　　在国家“依法治乡”的政策推进，以及多年的普法活动影响下，我国广大乡村社会的法治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然而，这种以制定法为中心的国家主义法律观却忽视了一个重要而基本的社会事实，那就是，国家制定法在任何社会中都只是法律生活的一部分，无论其作用多么重要，它们也只能构建部分法律秩序。事实上，无论是在前国家时代的人类社会中，还是在国家产生之后的各个国家及其各个历史时期中，社会系统都需要有各种不同的规范模式，以满足诸如家庭、民族、宗族、社区这样一些社会单元的需要，这些规范模式在不同程度上利用着法律的记号和功效，它们同样是一种“法”或“准法”。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如诺思所指出的，正式约束也只占整个社会约束的小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还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尽管作为正式制度的法律作用于乡村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日益拓展，但非正式法律制度并没有也不可能被国家制定法完全地、彻底地取代，它始终起着重要作用。 　　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有必要充分考虑依据、借助和利用内生于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尤其是在合理建构乡土社会法律秩序的过程中，如何发现、恢复或利用民间的非正式制度资源，或者通过国家的立法活动对民间的非正式制度资源加以吸收或提炼，以减少作为正式制度的国家法与乡村社会的非正式制度的二元对立，是关心乡村社会法治进程的人们所必须关注的。 　　 　　乡村治理与非正式制度 　　 　　（一）国家控制能力有限性是非正式制度产生之社会基础 　　从社会学的观点看，法律始终是依据于客观的现实，来源于实际的需要，是对社会关系中的权利义务进行抽象和一般的理解，即使是再健全的法制也无法象非正式制度那样渗透到人们的衣食住行，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田成有认为，“法律在熟人社区和简单社会中运用频率的低下，必然为非正式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留下生存的空间”。我国农村社会受“人治”思想影响深远，对“政府权力”往往较为敬畏，通常这样的模式推进效果较为明显。但仅靠政府推进又是不够的，乡村社会有其自身的秩序和发展规律，需要培养法律在乡村生存的现实基础，实现法治秩序与社会自身秩序的融合，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社会转型、城乡结合更为紧密的今天，不仅必须注意城乡法治的整体性问题，还必须注意乡村内生法治力量的培育与壮大。过分倚重于法律控制手段，轻视乡村非正式制度的作用，社会控制机制就可能失衡，不利于圆满解决问题，非正式制度的存在，丰富和弥补了国家法控制机制的不足，成为一种有效的灵活的补救手段和协同方式。 　　（二）自发自生秩序是非正式制度产生之逻辑起点 　　按照萨维尼的观点，中国同样生活在一大堆世代相传，而且繁衍不息的法律概念和原理之中。这是一份宝贵的法律遗产，不能够人为的破坏这份遗产，也不应该通过割断所有的历史联系来废除这些法律的概念和原理，而试图开展一种崭新的生活。法律规范与现实生活的脱节，将会导致更多权威形式参与到调整社会生活的行列里，其中来自行政与民间习惯成为其他权威形式的主要力量来源。我们如果忽视这些现实存在的影响因素，是不可想象可以建立人们对法律权威的信仰的。在村民自治的乡村治理架构下，可以建立这样一种机制：其能有效吸收来自国家法律制度、民间非正式制度和来自行政机关的能量，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法，在这种机制中既尊重了民间非正式制度，同时使法律有了能量延伸的空间。在具体案件的解决机制中，作为正式制度的国家法律逐渐渗入乡土社会生活，只有从社会内生的力量才能真正建立自己的权威。 　　（三）民间利益的冲突和整合是非正式制度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 　　在现代法治国家，任何法律制度和司法实践的根本目标都不应当是为了建立一种权威化的思想，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调整社会关系，使人们比较协调，达到一种制度上的正义。因此，我们不应当单纯依靠建构一种纯国家形态的法律秩序或建立一种权威化的法律可能对人们造成的压制，而应当努力保持规范适用的多元性特征，尤其是乡土社会，各种规范的权威性地位应当是源于人们从自身利益出发所作的判断、选择，而非出于制度上的人为安排与规制，否则在乡土社会国家正式制度不但得不到运用，其所要达到的社会目的也不可能达到。因此，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出发，无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