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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激励在“转非”公务员管理中运用

负激励在“转非”公务员管理中运用   摘要: 1993年8月14日颁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将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两类。2006年1月1日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从法律层面上,再次明确了这一职务分类。“转非”是领导干部转任非领导职务的简称,随着中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机构改革的深化,转为非领导职务的领导干部的人数,还会越来越庞大。如何管理好、使用好这些“转非”干部,已成为当前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负激励;公务员;薪酬;绩效;监督   中图分类号:F24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4-0079-02      “转非”是领导干部转任非领导职务的简称,是公务员系统一个的普遍现象,主要是针对未到退休年龄的领导干部,因年龄、身体、领导职数、岗位需求等因素,提前转任待遇相当的非领导职务上,“转非”领导干部来源比较复杂,除原机关领导干部外,还有军转干部,以及国有企事业单位等机构的领导干部。“转非”被视为一种照顾性政策,这种制度设计的初衷是在领导职数有限的情况下,本着干部队伍年轻化、调动干部积极性的原则,解决相当部分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公务员的职级待遇。这一政策的实施,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设置非领导职务这一政策已失去了发生积极作用的社会环境,且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严重异化。   一、负激励相关概念   所谓负激励就是当一个人的行为不符合组织的需要时, 通过制裁和约束的方式来抑制这种行为, 其主要目的在于减少或消除这种行为, 同时它能使行为者反省自己的行为, 自觉调整、改造, 朝着组织和社会所期望的方向去行动。负激励的主要表现方式有批评、纪律处分、经济处罚等。另外, 负激励是完全不同于正激励的,它的目标只是为了保证管理常规目标的实现, 它的基本作用对象是人的各种消极、被动抵触的心理和行为, 它不存在对人在心理和物质上的任何满足, 反而是对人负需求的一种克制, 在管理活动中直接起着约束性作用 [1]。   二、“转非”公务员实施负激励管理中的问题   1.薪酬制度的不合理导致其负激励机制功能缺失。《公务员法》规定公务员的薪酬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福利。“转非”公务员相对于领导职务干部,没有实际权力,但享有相应的级别待遇。长期以来,中国在“转非”公务员薪酬管理中实行定期增资制度,凡在年度考核中被确定为优秀、称职的,可以按照规定晋升工资和发给奖金;另外,在晋职、晋级的情况下也会增资。现行的薪酬制度过分强调正激励,忽视了负激励的实施,没有体现出薪酬的激励性作用,由于薪酬政策的不合理,导致中国“转非”公务员薪酬制度的负激励机制功能弱化甚至缺失,主要体现为“转非”公务员工资只能增不能减、缺少绩效薪酬。   2.考核制度的不完善导致其负激励机制功能弱化。《公务员法》中规定的考核结果设有四个等次: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这种考核结果的设置使得考核的基础作用落实并不到位,主要表现在:现行规定只对平时考核做了一般性要求,不产生具体而有效的结果,加上年终考核时重结果轻过程,以工作结果为导向,以量化指标的形式体现。“转非”干部由于其工作很少或分配的任务很轻,有些甚至没有安排工作或任务,导致“转非”领导干部成了机关编内的“自由人”,权力小责任也小,致使对他们的考评指标很难量化;操作规范不统一,各部门制定的办法、制度,随意性强,比较烦琐,难以长期坚持下去,形成长效机制;在考评过程中,又会时常出现人为因素左右考核制度的情况,使得考核结果缺乏权威性, 容易受到领导意愿、人际关系等人为因素的干涉;平时考核的效用不大,还没有真正与年度考核结果直接挂钩,没有真正作为年度考核的依据和基础。   3.监督制度的不健全导致对其约束不力。目前, 中国的惩戒权限存在分工不明的现象,从“转非”公务员监督系统来看,无论是行政系统内的监督,还是行政系统外的监督,监督机构和监督者都比较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和《行政监察法》的有关规定, 行政处分主要由公务员的任免机关或行政监察机关行使决定权, 但哪些公务员的违纪案件由任免机关管辖, 哪些公务员的违纪案件由行政监察机关管辖, 《公务员法》和《监察法》均没有明确的规定。因而导致在中国目前的体制下, 同级政府、监察机关、人事部门、上级行政机关、行政领导、党的组织部门、权力机关都具有一定的公务员行政惩戒权, 但他们的权限划分很不明确 [1]。对于一些阻力比较大、影响比较严重的案件, 机关部门间常常互相推诿, 造成表面上监督主体的多元, 实际上却是没有人监督的 “监督空域”问题, 势必严重削弱监督系统的整体性和权威性,最终导致目前本不完善的监督机制更形同虚设,失去其约束的本意。   三、“转非”公务员负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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