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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学视域下的合作式音乐教育研究案例分析-音乐论文 解释学视域下的合作式音乐教育研究案例分析 王朝霞 （华南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 广州 510631） 摘要：随着教师教育、校本课程开发的广受重视，大学与中小学教师的合作研究模式应用广泛，但有时却收效甚微。本文在解释学的视域下，通过对合作式音乐教育研究案例的分析，提出如何在肯定参与者的“前见”的基础上，创建一个“理想的对话环境”，达到双方的“视域融合”，从而建立一种平等合作、互惠互利的研究关系。 关键词 ：解释学； 音乐教育； 合作研究； 案例分析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995（2015）05-0027-05 作者简介：王朝霞，女，广东汕头人，华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教育科学与研究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音乐课程与教学论。 引言 中小学教师是教育行动研究的主体， 中小学教师与理论工作者的合作是中小学教师参与教育行动研究的必然选择。然而， 现实中这一合作或者演变为“人大于人”的合作， 或者“走样”为理论工作者与中小学校领导的合作， 甚至成为理论工作者的“独舞”，失去了“合作”的本真。［1］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合作双方的“理解”。解释学将理解看作是两个主体在平等对话基础上实现的“视域融合”，在肯定“偏见”的基础上达成理解的共识。解释学对“理解”的解释，为人们审视和处理教育研究中的“合作”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合作式音乐教育研究的理论基础 本文所指的合作式音乐教育研究是指大学教授与中小学音乐教师为提升教育教学有效性、促进教师专业发展而构筑伙伴协作关系，共同开展音乐教育教学研究的一种合作方式。赵明仁认为，教育行动研究从参与者的角度可以分为独立式、支持式和协同式行动研究。［2］本文认为，支持式和协同式行动研究都可以归结为合作式研究。当教师基于共同关心的问题参与合作式反思时，合作、参与就是行动研究中最突出的特点。按理说，合作式教育研究是理论工作者与一线教师双方相互合作、互惠互利的过程。但是，“行动研究领域从一开始就存在教师与校外研究者、教师与管理者之间的矛盾”。［3］其矛盾根由往往是多方面的，但最突出的问题还是在合作的双方如何达成平等对话、互相理解，共同提高上。现实中，来自大学或科研机构的教授或专家在理论和知识的储备上相对比较充足，具备了一定的话语霸权。而作为主要实践操作的一线教师或实践者，日常事务琐碎，工作繁忙，没有充足的时间进行理论阅读，有的教师会产生对变革的抗拒，将研究视为“他人要我做的研究”，对研究产生抵触心理。加上有不少合作式教育研究由于缺乏相互的理解和良好的沟通，没有真正做到平等对话，共谋发展，于是最后演变为理论工作者的“独舞”，研究结果成为权威者的既得利益，没有达到对于教育实践的改善和参与者能力提高及奠定职业生涯地位的目的。另外，中小学音乐教师的思维特点（感性、对理论有畏难心理，不喜欢阅读理论书籍等）使得合作式教育研究的实施与其他学科相比遭遇更大的困难。合作经常“合而不作”，导致出现行动经常遭遇搁浅的结果。 行动研究的倡导者埃利奥特（Elliot，J.）将解释学理论作为教育行动研究的理论依据之一，认为解释学对“偏见”或“前见”的肯定，为行动研究所秉持的“教师具备的内隐理论可促使其进行反思性实践”的理论找到合法的依据。笔者认为，解释学的其他相关理论同样可以为人们观照合作式教育研究的各参与方的关系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从而提高合作研究的有效性，不至于在研究中兴奋开始，败兴而归。 解释学作为一门西方显学，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后，在短时间内有了长足的发展。它作为一门关于理解与解释的学科，与中国经典解释传统结合后形成一个学术浪潮。学者们试图从解释学的理解与对话的角度去解读教育中方方面面的问题，如去诠释和理解教育中的师生关系；［4］去论证对话教学的问题；［5］去探究研究话语的表述，［6］等等。德国哲学家、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理论，创立了哲学解释学，其代表作《真理与方法》标志着这一新的哲学流派的诞生。可以说，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是从理解他人的意义，主要包含他（或她）关于某主题（事物）达到一致意见或相互理解这一主张出发的。其主要观点和基本主张有： 1.理解和解释是人类存在的基本方式。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是在互相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的。“共识是指社会多元主体形成的共享性的认识和理解。”［7］不同社会形态或时代的人们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推动社会发展，都极力建构有利于其经济社会形态的共识体系。达成共识的前提条件是人们对事物的理解和解释，因此，理解和解释总是占据人类生活的一部分。 2.理解即“视域融合”，是一种对话的过程。哲学解释学的代表人物伽达默尔认为解释者和解释的对象（文本）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视域，真正的理解是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