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回归“乡土中国”叙事.docVIP

《农历》回归“乡土中国”叙事 　　中国有着悠久的农业文明，也建立了丰厚的乡土文明，产生了系列的建立在乡土基础上历法、人伦关系甚至精英文化。正因为如此，费孝通把传统中国叫做乡土中国。进入到二十世纪，叙述乡村的文学作品渐渐成为文学重要的母题。乡土中国的叙事也成为中国小说的主流叙事类型。从鲁迅的乡土小说开始，乡土叙事在中国已经日渐成为中国小说叙事的最重要的叙事范式。总体看来，近百年的乡土叙事大概有三种类型。一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叙事，二是以沈从文为代表的审美文化叙事类型，三是以赵树理为代表革命叙事类型。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三种乡土叙事其实是遮蔽了乡土中国。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乡土叙事以启蒙的现代视野，批判、审视中国乡土。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代表的乡土，成为阻碍中国现代转型的桎梏。沈从文笔下的乡土是以现代文明的拯救对象出现的。然而，在他的笔下，乡土是被现代文明过滤的乡土，也绝不是传统中国乡土的本真形象。赵树理为代表的乡土叙事，被现代革命所肢解与图解，传统乡土渐渐被遮蔽。鲁迅、沈从文、赵树理所代表的乡土叙事，其根本核心是以现代化的眼光来透视乡土，传统乡土在他们的笔下，是被扭曲的形象。新时期乡土叙事仍然延续着鲁迅、沈从文、赵树理的乡土叙事传统，乡土中国的形象仍然在被遮蔽。1990年代《白鹿原》的问世，扭转了乡土叙事的流向。《白鹿原》以塑造具有乡土中国儒家文化象征的朱先生、白嘉轩，以及儒家文化的物化的祠堂等，象征了乡土中国不同于革命叙事的乡土状貌。此后《马桥词典》《上塘书》《圣天门口》等长篇小说对于乡土中国的叙事日渐成熟，也从此开辟了乡土中国叙事的崭新叙事类型。 　　郭文斌新近出版的《农历》延续《白鹿原》所开辟的乡土中国叙事模式，着力叙述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乡土世界。和《白鹿原》等不同的是，《农历》还给乡土中国叙事模式注入了新的基质。 　　中国传统社会在历法上有着和西方社会不一样。西方历法普遍采用的是太阳历。太阳历是以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运动周期为基础而制定的历法。中国的历法与纪年采用阴阳干支三合历；上古时期???根据不同的农业牧业生产情况需要，分别产生过太阳历法和太阴历法。农历设置二十四节气以反映季节（太阳直射点的周年运动）的变化特征农历作为中国传统历法，反应传统中国人以农业畜牧业的需要为根据来制定历法。这种历法反应了中国人对于农业文明的推重。根据一年中的自然现象与农事季节特征，农历把一年划分为二十四个节气。即：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节气不仅是农历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形成中国传统节日的主要依据。传统节日与节气。中国自从清朝末期，为了跟上西方现代化的脚步，中国废除了农历，而改用和西方社会普遍采用的阳历即公历的历法。从此，农历遁入民间。《农历》从小说的标题来看，就是一部和中国传统历法有关的一部小说。事实上，小说也是以农历记时为叙述顺序的一部作品。小说采用分节的方式，一次采用的标题是元宵、干节、龙节、清明、小满、端午、七巧、中元、中秋、重阳、寒节、冬至、腊八、大年、上九和附录望。《农历》以中国传统历法为叙事中心，找到了回归传统乡土中国的叙事利器，也从根本上找到了回归乡土中国的叙事路径。 　　乡土中国的时间标示是农历，但是，历法毕竟不是乡土中国的全部，还有和历法相关的文化观念。正因为如此，《农历》并没有停留在农历的历法的表述上。而是从中国传统历法的内在精神入手，写出了对农历这种历法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精神的坚守。《农历》是一部传统文化的赞歌。小说叙事的一个最为突出的特征是引用。小说大量地引用，甚至是大段大段地引用传统文化经典，像孔子、老子的经典著作、《朱子家训》和《孝经》《心经》等。在阅读过程中，的确觉得作者有点掉书袋子的感觉。然而在看过郭文斌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时，心中忧虑就释怀了。因为在郭文斌看来，这就是小时候生活场景的再现。在他还是小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大人大段地朗诵传统文化经典。其实，对传统文化经典的引用不仅是对于郭文斌小时候真是场景的再现，也是对于“过去”岁月的回望与探求。和农历一起失落的不仅有是一种历法，还是一种传统文化精神。《农历》对于传统文化经典的唤醒，其实也是对于失落的传统文化精神的寻找。为了烘托传统文化分为，《农历》还大量插入民谣、古诗、对联、议程词和一些剧本。《农历》引用的传统文化经典、古诗等，都属于历史传统文化。这样打规模的从历史的文化记载中寻找表现资源，有着郭文斌自己的考量。他在《寻找安详》中曾这样说：“从一定意义上讲，要想保持和坚守就得向回走，因为只有向回走才能把‘根’留住。”。 　　重回传统，留住根，寻找安详，是《农历》的根本目的。为此，《农历》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诗意安详的生活图景。《农历》以农历节日为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