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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时期“中国”观 　　摘要：在五代十国时期，北方五朝相继，都以继承唐朝而自居于正统、代表中国，对其他各国都作现况的承认，但态度并不一致，视局势的不同而有所调整，或认为天下分裂，各有其国，或认为地方政权应在臣属的地位。而其他各国有的承认北方五代为正统，屈从于臣属地位，也有认为天下分裂，北方并不能是中国的必然代表，即各有其国，各有合法的地位。“中国”代表北方中原的朝代还是代表“天下”?在表述中并不一致，当时的情形是各自的认知并不一致之故，亦即没有共识的基础。 　　关键词：五代；“中国”观念；表述 　　一、前言 　　唐昭宣帝(哀宗)天?四年(907)，朱温篡唐，建国号为梁，而后历唐、晋、汉、周各朝，至宋朝建国止，是为五代时期，其间五十四年。五代时期统治的范围大体在淮河以北之地，即华北的中原地区，淮南各地仍有地方政权所建的各国，华北又有北???之国，造成所谓五代十国时期，此时期形成近古时分裂的开端。除淮河南、北分裂外，又有契丹建国于塞外，复控辖山西、河北的北部，即燕云十六州之地。淮南各地，华中、南、西皆有称号建国者，这确实是各国林立的大分裂时代。 　　分裂时期里的各国，有其国号、政权、土地、人民等，彼此不相统属，迥异于统一的朝代国家，是以“中国”的词称遂产生变故。原来“中国”词称在先秦时已甚为普遍，所指有多种意义，其中有指为诸夏之领域、中央之国，为后来各朝代共称中国的滥觞。如《史记》言舜帝“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是说舜至“中国”受诸侯拥戴为“中国”之共主，夏禹时“九州岛岛攸同”、“中国赐土姓”，是说禹为天下共主，并于国内祚土、赐姓、命氏完成诸侯的分封，实际情形虽尚不能确知，但这些都是指诸夏之地，为天下的核心区。到后来春秋时，“吴疆，陵中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当时吴国、秦国都还不看做是诸夏域内，视为蛮夷之区。蛮夷主要是以文化来区分，族群还未必是清楚的差别，先秦上古时期已形成中、外之别的夷夏观，也是以后历史上传统的观念。在地理上、政治上，“中国”都具有所指称的对象，族群在其中反而往往易于消失界线，大约就是所谓“夷狄人中国则中国之”的观点，虽然是夷狄异族，但能行华夏中国之政教文化，则无异于中国。故而“中国”词称的语境在历史上并不一致，要视当时所指的含意及其应用而定，但总体看，与“华夏”或“中华”不可分离，因之传统的观念成为主流或主轴，中国文化成为华夏或汉文化，政治上仍不脱正统的观念，地理上以中原或统治所及之地，族群上指为汉族或汉化之民。 　　历史上统一的朝代对“中国”的词称少有争议，也可能是不需要争议而理所当然，但在分裂的时代，情况有所变化，“中国”是指某个朝代之国抑或整个“天下”?是自称或是他称?又是否有其一致的指称?对这方面的探讨少有见及。五代十国时期分裂的时间不长，五代各朝所称之“中国”，与其他并立各国所指称者，为本短文所疏解的主旨。 　　二、北方五代各朝的中国观 　　后梁龙德元年(921，唐纪元为天?十八年)，契丹大军入侵河北，时后唐庄宗李存勖在镇州(河北正定)行营，出兵迎战。契丹兵因逢大雪，粮草匮乏，冻死者相望于路，于是引兵而退，李存勖领兵随蹑于其后，每经契丹宿营处，见清整不乱，因而叹许说：“番人法令如是，岂中国所及!”李存勖言“中国”即是指他本身所代表的南方中原有别于契丹，即契丹不在中国之内。后唐明宗时，安州(湖北安陆)节度副使范延荣上奏章献三事，其一是请朝廷不禁南方猪、羊等牲畜过淮河贩卖于北方，但禁止丝绵匹帛等较贵重物品入境贩卖，所为在于“以贵中国”，所指的“中国”仍是指其后唐的本国，亦即其后唐为“中国”。明宗长兴三年(932)，契丹遣使要求归还被俘的官员，明宗有意应允，时冀州刺史杨光远(檀)罢郡在京，奏请勿允契丹所求，说：“苟若归之，必复向南放箭，既知中国事情，为患深矣。”所指的“中国事情”，即代表中原朝廷的本国事情。类似的情形是契丹求讨于被俘的将领李和等人，因为李和等人为契丹善战之将领，不当放还，而重要的是李和等人“又在此累年，备谙中国事”，更不当放还其归国。杨光远所说李和等人在后唐数年，熟知国内的情事，与前件事情所说相同，恐即为一事，而他们所说的“中国”，就是后唐所代表的中国。 　　当石敬瑭争夺天下时，恐契丹援立赵德钧，急遣桑维翰见契丹主(辽太宗)，桑维翰说劝契丹主若能援晋(石敬瑭)得天下，则“将竭中国之财以奉大国”。所说的“中国”，即是指后晋将取代后唐而建立的中国。对于本朝代表、自称的中国，石敬瑭立国建后晋后，契丹以宗主上国的势态干涉后晋的内政，欲扶持王处直之子王威为定州节度使，石敬瑭的回答是“中国”将校自刺史以上迁任至节度使，有其一定的升进之序，须合于“中土旧规”。说明石敬瑭认为后晋即是代表着中国或中土。由于晋高祖石敬瑭因厚赂契丹而称臣为儿皇帝，得到“中国”的天下，故而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