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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南京受降仪式警卫营长 　　 南京是记载国耻之地，也是承载荣耀之地。 　　 对所有中国人而言，有一段历史永远都值得铭记。那就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南京黄埔路3号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现为南京军区军史馆）举行的侵华日军中国战区投降签字仪式的历史时刻。 　　 2005年9月9日，海峡两岸抗日军人聚首金陵，共同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暨南京中国战区日本投降签字仪式60周年。白发苍苍的抗日战士齐聚当年的签字仪式会场――中央军校礼堂。然而，真正亲眼见证过60年前那场盛事的幸存者已寥寥无几，两鬓白发的王楚英在礼堂内向出席纪念大会的近千来宾讲述了60年前他站立在会场内，目睹何应钦接过冈村宁次递交投降书的一幕，无数摄像机、照相机闪耀着灯光，人们屏住呼吸，用心，倾听着60年前这一天的历史…… 　　 有一个老人也在关注着这次纪念活动，这个人叫“赵振英”。60年的光阴一如流水，将战争的硝烟涤荡殆尽，当年那个黄埔军校十四期学员，曾经英气勃发的青年，如今已是耄耋老者。此时此刻，他正透过电视屏幕寻找当年的影像，记忆如开闸的洪水倾泻而出。 　　 　　少年有志 一腔热血投笔从戎 　　 　　 赵振英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1934年前后，尚在高中就读的赵振英就加入了抗日组织“河北省学生第一集训队”。黄杰将军（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任总队长，这是一个准军事组织，人数约有三千多人，目的在于培养军政青年学生干部，因此学生们接受的爱国及政治教育要多过真正的军事训练。 　　 赵振英原本的理想是报考北京大学。但“七七事变”爆发后，这个想法被彻底击碎。1937年7月的一个下午，赵振英搭乘“七七事变”后的最后一列客车，由北平西站开出离开了故乡。车上挤满了逃离北平的难民与学生。因担心日军开火，车头上还挂了一面白旗。车过芦沟桥时行驶缓慢，赵振英甚至能看到在远处的日军阵地上，有日军军官举着望远镜向列车观望。铁路的另一边是守卫北平城的宋哲元的29军阵地，中日两军处在对峙中，大战一触即发。满载着平民的客车从中间地带缓缓驶过，这个20岁的高中毕业生，心头突然涌起一阵阵“屈辱感”。从那一刻起，他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汇聚到抗日救国的历史洪流中，立志要将侵略者赶出中国。 　　 “我们乘着逃难的火车出了芦沟桥一路到了连云港，找到了黄杰将军，他见我们当年的学生集训队员都来投奔他，便挽留我们加入他执掌的税警总团。我们觉得税警不是正规部队，难以接受，于是黄杰将军便推荐我们上黄埔军校，并派人送我们去江西。这样我们一行同学几人从连云港辗转到了江西庐山脚下的星子县，在那里我们被编入黄埔军校特训班。不久，武汉战事紧张。特训班跟随政府向大后方转移。在江西星子县训练时，有许多专业班，我接受的是步兵战斗训练。当时的教官叫杨涟。步兵班不多，就两三个班，其它还有诸如汽车修理班、通讯班、交通队、运输队、炮兵队以及政治特训班等。” 　　 1939年秋，赵振英由黄埔军校十四期十总队毕业，离开四川大后方，奔赴前线。他通过关系投报了驻扎在湖南常德的54军18师。在此后的数年里，这个年轻军官的战斗足迹遍布多个省份――湖南、四川、广东、云南。也许是黄埔军校和54军的背景关系，赵振英在此期间还获得被保送去陆军大学参谋班进修的机会。回到54军后，赵振英的晋升加快了。他从连长干起，历任副营长，军部参谋处参谋、团副。1944年4月，27岁的赵振英随中国远征军入印缅作战时已经官至54军第14师40团第1营少校营长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未到“而立”之年的赵振英，已经跨越了万里征程，从燕赵之地到西南边陲，从印缅丛林到扬子江岸，从陪都重庆到还都南京，历经了整整八年的抗战，终于迎来了他人生中最为辉煌的顶点。 　　 　　 进驻南京 28岁少校营长接受神圣使命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国民政府接到日本投降的正式电文后，蒋介石即电南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指示六项投降原则，并派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一级上将接受日本投降。8月21日，中国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芷江，成了世界瞩目的焦点。在这里，日本侵略军的降使低下了傲慢的头颅。上午，日方派出的洽降代表、“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率领的参谋桥岛芳雄中佐等一行8人，从南京登上一架运输机按照中国政府规定的路线前往湖南省芷江机场，联系洽降事宜。下午三时过后，今井武夫等人被领到会谈场所。中国方面的会谈代表是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副参谋长冷欣中将、中国战区美军参谋长巴特勒准将和译员王武上校等。从重庆以及其它地方赶来的将军、地方政要以及中美两国记者100多人把会场外的走廊甚至屋外都坐得满满的。 　　 会谈从下午4时持续到5时。双方就日军投降交接的有关事宜，如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