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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汉诗应以准定型诗体新诗为主体 　　百年新诗一直存在着自由诗与格律诗的诗体之争和古诗与新诗的主体之争。曾长期担任《诗刊》理论编辑的丁国成和专业从事新诗研究的毛翰二人越来越尖锐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值得思考。 　　丁国成在1999年号召写旧体诗的诗人要多读新诗：“当前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贬斥新诗――新诗是贬不倒的，也不是去争主流――主流也是争不来的，而是下功夫了解新诗，多读新诗，不止是中国的新诗，也包括外国的新诗。2007年11月，在“中国诗歌太原论坛”上，丁国成认为毛泽东1957年1月12日《致臧克家等》的信中提出的“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当代中华诗词――所谓‘旧诗’的发展势头逐渐超过了‘新诗’。……中华诗词学会个人会员已达15000多人，团体会员220多个；全国诗词组织2000多个；诗词队伍以百万计；《中华诗词》杂志发行量业已跃居所有诗歌报刊之首；全国诗词报刊包括内刊号已达600多种，远远超出新诗报刊(含内刊)……全国性会议开过21届……” 　　毛翰是《1914－2005中国格律诗选萃》编委，其新诗写作常有现代格律诗适度押韵的特点，适宜朗诵，一些作品被谱成歌曲。但他在理论上越来越倾向于自由诗，他在2002年主张两者并存：“新诗格律化的倡导和实验也是应该受到尊重的，正如我们尊重新诗自由化的坚持和探索一样。”2009年8月，在“21世纪中国现代诗第五届研讨会暨现代诗创作研究技法”学术研讨会上，他在《新诗格律化的冷思考》中指出格律诗、自由诗、散文诗是诗的三种基本体裁，无所谓孰优孰劣；但他在2011年却尖锐质疑新格律诗的“合法性”，他说：“闻一多先生的关于新诗格律化的主张。可能有草率和偏颇之处。” 　　学者修正自己的观点很有必要，学术研究更不能按进化论来判断“进”与“退”的优劣。如果在新诗草创期用温和的改良主义取代激进的改革主义，实现汉语诗歌在五四时期特定时代的“软着陆”，汉语诗歌的结局可能会更好一些。如果20世纪汉语诗歌没有极端的“新诗文体独裁”和“白南诗诗体霸权”，今天汉语诗歌及汉语抒情文学的生态肯定会更健康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等教材、“鲁迅文学奖”等大奖???除旧体诗等事实都呈现出“新诗文体独裁”。百年新诗诗体建设始终处在多对抗、少和解的危局中，甚至近年有学者宣称“诗体重建”是“伪话题”，都颇能呈现“自由诗诗体霸权”。正是“非此即彼”甚至“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严重影响了新诗研究的健康发展。 　　“新诗从它准备到诞生，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存在着议论和争论。这些议论和争论，随着环境的变换，也不断地变换着名称。但究其根源，大抵总是出于与中国古典诗歌以及外国诗歌二者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传统与现代二者的关系。这就是中国新诗的百年之痛。”从新诗草创期吴宓等人主张写旧体诗，到90年代初钱理群等人提出格律诗词应进人中国现代文学史，再到丁国成等人宣称应以旧体诗为主体，都说明新诗存在问题。原因主要有三：新诗生于乱世，先天不足；新诗长于乱世，后天未养；旧诗不仅对新诗形成“影响的焦虑”(布鲁姆语)和“传统对个人才能的压迫”(艾略特语)，而且不时与新诗抢杀“话语权”(福柯语)和“文体霸权”(马尔库塞语)。也可以归纳为“内忧”与“外患”两点：自己“底气不足”；外敌“虎视眈眈”。 　　旧体诗同样存在问题。“从表层现象看，神州大地。涌现出上千万诗词作者，日产诗词五万首，即使是盛唐大宋，也远远不如，仿佛是一个超唐迈宋的时代业已届临。然而，这或许只是一种易于使人产生错觉的表象。从品质内涵看，在这浩繁如满天星斗的诗词中，虽出现一些优秀的作品，但其份额仍小，更遑论产生出震撼人心、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了。反而各类陈腔滥调式的制作，却是塞目充耳。”新诗也并非“萧条”，刘福春《新诗著作叙录(2007年)》收录新诗集277种、诗论集34种，乔婷婷等人的《2007年新诗研究论文索引》收录公开刊物上的论文l278篇。网络新诗产量更是惊人。“据有的人统计，去年(2005年)国内举办的比较大的诗歌节，就有98个，也包括北大的诗歌节，整整举办了一个月，全国各地有一百多名诗人来参加。评奖的活动也不少，有各种名目的奖项。”仅在2011年6月，福建厦门、宁德、莆田三地同时分别主办大型诗会，诗人超过200人。中国现代格律诗学会主编、2005年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914-2005中国新格律诗选萃》收录百年新诗史上200位诗人326首新格律诗和34位诗人41首微型格律诗，其中有高昌、高洪波、吉狄马加、卢卫平、牛庆国、李晃、刘川等十余位中青年诗人的诗作。2011年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东方诗风格律诗体新诗选》收录了21世纪最初lO年间“东方诗风”论坛注册会员43位诗人的241首诗作。2011年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的《湖南青年诗选》收录23位诗人38首诗作，新格律诗有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