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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雍正五年条例”看传统中国政治统治合法性 　　 摘要：政治统治合法性的实质在于被统治者对于统治秩序正当性与正统性的认可与信仰，其存续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治统治的兴衰治乱。在传统中国，被统治者对君主的认可和信仰是建立在共同遵循的儒家天道观基础之上的。君主不仅是价值观的承载者，而且通过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上的君主专制制度来践行价值观，从而获取被统治者对其政治统治合法性的信仰。协调和处理租佃矛盾是君主践行儒家天道观，正确履行其职能，获取被统治者对其政治统治合法性信仰的重要举措。“雍正五年条例”正是这一逻辑的深刻体现。 　　 关键词：“雍正五年条例”；租佃矛盾；天道观；政治统治；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D69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2）03－０016－０4 　　 　　在“制度王国”的背后隐藏着“观念王国”。“观念王国”不仅成为规范生活在既定制度下人类共同体的基本行为准则，而且成为处理生活在既定制度下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及个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尽管传统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君主专制制度，但其并非君主恣意行事的权力政治，因为这种制度是建立在儒家天道观基础之上的，儒家天道观基于其特定作用赋予君主专制统治以合法性。“雍正五年条例”是传统中国君主处理租佃矛盾的一个典型制度，本文以该条例作为切入点，揭示隐藏在这一条例背后的“观念王国”与“制度王国”，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中国的政治统治合法性问题展开探讨。 　　一、关于“雍正五年条例”的解析 　　雍正五年，清政府颁布“定田主苛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该条例成为清代关于租佃关系最重要的一个规定。该条例全文为：“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乡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杖八十。地方官失察，交部议处。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者，绞监候。地方官失察徇纵，及该管上司不行揭发者，俱交部分别议处。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租课照数追给田主。”① 这一条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如果佃户欠租，田主不得擅自责罚；其二，如果佃户恶意拖欠地租或欺负田主，官府可依法出面追究；其三，如果出现上述两种情况而地方官失察或徇私纵容，朝廷可依法追究地方官员或主管上司的责任。 　　“雍正五年条例”表明，田主并不总是在政治上居于优势地位。从历史上看，在传统中国，佃户相对于田主，其地位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明初法律规定，佃农要对田主行“以少事长”之礼，佃户在身份上虽属“凡人”，与奴仆不同，但“亦与平人有间”。及至清代，政府屡次禁止田主压佃为奴、随田买卖佃户、勒令佃户服役等。到雍正五年新订条例，更规定佃户不能履行经济义务时，田主不能私行处置。因此，传统中国时期田主与佃户相比并不因为其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而在政治上也居于优势地位。 　　“雍正五年条例”表明，传统中国虽然存在“礼制”上的尊卑之分，但并不存在法律上的贵贱之别，所谓佃户和田主的区别不过是租佃争端中的当事双方而已。综观传统中国时期租佃之间的关系，绝非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双方都属于“凡人”等级，田主与佃户客观上仅仅存在着经济上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雍正五年条例”还表明，18世纪初叶政府权力得到了全面的加强。在传统中国，地方官府以劝课农桑、决讼断狱、除奸缉盗、征赋收税为其要务，处理租佃之争并不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南海主权战略的海洋行政管理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0BGJ004）的阶段性成果。 　　构成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清政府之所以要加强政府的权力，并将其渗透到田主与佃户之争中，既是由于当时人口不断增殖、失地农民不断增多，导致租佃矛盾日益尖锐这一情势所决定的，也是朝廷在总结历朝历代处理租佃矛盾经验基础上的新举措。 　　“雍正五年条例”告诉我们，传统中国君主专制政治的理想就是：万民同是天子赤子，都是平等的。这一政治理想正是传统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深刻体现。 　　二、传统中国的“高级法”――儒家的天道观 　　中国文化形成清楚的轮廓是在孔子时代。在这一时代，形成了一种道德、哲学和宗教混合而成的共识，这种共识是以“道”这个最重要概念出现的。“道”是相对于现实世界的超现实世界的象征。这个超现实世界的“道”在初萌时就与现实世界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即孔子所云的“道不远人”。而且“道”的观念也是这个时代中国所有大思想家，包括老子、庄子和墨子所共有。他们一致认为，“道”隐而不现，但在人的世界中无所不在地运行，就连凡夫俗子多多少少也知道“道”，并于日常生活中实践“道”。 　　孔子所代表的儒家学说维护的是周代封建制度，虽然承认天子的最高权威，但拒绝把天下定义为天子一己之私。相反，天子代表着一套完整的礼制的道德权威。周代的礼制秩序，实际上就是规定社会各个层级之间分享权力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