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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价体系建设国际借鉴 　　一个国家的知识，往往不在于其产出的量，而在于其是否成“体系”，唯有成体系成建制的知识，才能推广和扩散；零星散乱、支离破碎的知识，即使量再多，不成体系，那么也很容易被别的知识体系所击溃、吸纳或收编 　　 　　我国的发展迫切需要有一个客观友善的国内外舆论环境，好的舆论氛围的形成，离不开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指引。社会科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体系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些文明连贯的大国，莫不重视自身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和评价体系的构建。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受到较大的压力，与西方知识话语体系的大规模进入是有很大关系的。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构建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构建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后者确立并能挺立，对聚拢民心，树立信心，为我国发展道路争取有利的国内外舆论环境，意义极为重要。 　　 　　构建中国特色社会科学评价体系，需要把握好政治与学术的关系 　　 　　有人认为，学术研究应该“去政治”。这种看法对社会科学而言，不一定对。社会科学既有“学术”的属性，也有“宣传”的属性。在现代国家，社会科学很大程度上承担着国家价值和意识形态体系建构的角色，对大国来讲，没有独立的与国家价值体系自洽并为国家价值体系论证的社会科学体系，该国的意识形态基础必定很脆弱。 　　实际上，真正好的评价体系，是大道无形，不现政治，但是政治和价值的共识却以隐蔽和无形的方式无处不在，嵌入在评价体系中。诺贝尔经济学奖讲不讲政治？当然讲！它讲的主要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但它们在评选中不会把它的那套意识形态标准一条条直白地列出来，评价者个个心知肚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高度自觉”。 　　在大部分西方国家，学者与科研机构存在某种程度上的雇佣关系。科研机构在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价值体系上存在高度的共识和自觉，在雇什么人不雇什么人上心里清楚，这个隐蔽的价值门槛等于潜在地将异见学者挡在门外，反过来说，如果你要获得一个教职，你必须进入其价值体系，按照其话语体系说话。 　　当然，社会科学研究讲政治，绝不是泛政治化。??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一定要尊重学术研究的规律，尊重学者的个性创作。社会科学成果，最终是要由历史来评价，由实践来评价，由人民来评价。 　　 　　科学合理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还要兼顾好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既有利于个人活力的激发，也有利于集体团结攻关 　　我国特色的评价体系中至今仍有集体一等功或二等功之类的奖项，这是我国社会主义荣誉制度内容之一。个人和集体是不可分开的，都应该重视，过去重视集体，忽视个人，现在重视个体，忽视集体，都是走极端。前段时间，围绕屠呦呦获奖在国内就有个人荣誉与集体荣誉的争论。其实，笔者已经注意到，现今越来越多的人只愿意做容易使个人获得功名的研究，但是对有利于国家但却不容易使自己很快获得功名的研究，例如基础数据采集整理，或者非集体攻关则不可有突破的研究，不太重视。在目前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中，鲜有对那些默默无闻从事基础数据材料采集工作的集体给予重视的。我觉得，越是在“各做各”碎片化研究盛行的今天，越应该有鼓励集体科研和为国家重大利益进行集体攻关研究的评价导向。 　　 　　科学合理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还要辩证地处理量与质的关系 　　 　　任何一项制度，都是针对99％的普通人的，1％的天才根本就不需要评价体系，也能做出天才成果。因此，在99％的普通人中间，以量衡量仍然不失评判的标准之一。世界上各个大学，教师职位晋升没有不参考量的，尤其在很难有客观标准的社会科学领域。当然，取量并不是鼓励跑量。关键是，一国要有自己各个专业领域一流的标杆性杂志或出版机构，在这些得到专业学者认可的杂志或出版社发表的论著，量多自然是衡量学术成果的重要依据。 　　 　　科学合理的社会科学评价体系，需要正确对待“中”与“外”的关系 　　 　　鉴于社会科学的价值功能，我们不能将社会科学的评价体系拱手让给西方，这与我国的金融体系不能过多倚重西方的评级体系，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但同时，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己刊物和出版社的质量建设，例如，对那些收取版面费的刊物，主管机构应该加强监管。 　　在刊物的选择上，有人主张像《求是》等党的理论刊物，不是学术杂志，不应该纳入到评价指标中。这也是比较极端的看法，不可取。美国有本老牌的《外交事务》杂志，其文章也不“学术”，但其发表的文章经常具有风向标意义，《外交事务》某种意义上是美国的“党报”，西方学者也乐于荣于在上面发文章。因此，《求是》、《人民日报》等理论版刊登的文章，更理应纳入我们社会科学的评价指标中。 　　从长远角度看，好的评价体系，一定要学会与国家语言战略结合起来，鼓励外国学者（目前主要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外国学者）用中文写学术文章，将这些研究成果纳入评价范畴。另外，评价体系必须将中国特色与世界眼光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