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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理论价值观体系研究 　　摘要：理性选择理论应用于经济学被很多经济学家看作是“成功”的，毕竟它为经济学增添了清晰和严密等特性。然而，这一“成功”观点的背后隐含着非常重要的价值观体系，它重视简约性、精确性等学术价值观而轻视丰富性和真实性等学术价值观。这种等级制二元论价值观体系有着非常重要的社会性别内涵。经济学研究要想避免走向教条主义、避免得出荒谬的结论，就必须崇尚“阴阳和合”的价值观体系，平等地重视丰富性和真实性等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就像精确性和简约性等价值观一样，是经济学价值观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应遭到忽视和贬低。 　　 　　关键词：理性选择理论；价值观；女性主义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1AKS007） 　　 　　作者简介：崔绍忠（1980），男，山东乐陵人，博士，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讲师。 　　 　　理性选择理论是根据一套原则来界定的，即任何人类行为都可以被看作是由两个连续的过滤性装置所筛选的结果。第一个过滤装置指的是一整套结构限制，这些结构限制削减了理论上可能的行动方案的数量，从而使人类行为缩减为子集范围很小的可行行动。第二个过滤装置就是行动子集的挑选机制。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这一机制就是为了实现目标函数最大化的目的性选择机制。 　　[1]（P200201） 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一、经济学之理性选择理论的根源及其对经济学的影响 　　 现代经济学诞生时，“财富”的创造和分配成了经济学的核心。然而，当代居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已经与理性选择理论同日而语，因此越来越脱离现实生活。与方法相比，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退居次要的位置。经济学的这一现状源于约翰?穆勒。 　　 （一）经济学之理性选择理论的根源 　　 穆勒试图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和技术区分开来，同时将经济学与伦理学和对社会行为的总体性研究学科区分开来。他认为，政治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不同，因为前者研究的是“思维现象”或者“精神法则”，后者研究的是自然法则。在思维科学领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特定部分的人性，因此具有独特性。与人类相关的良知、责任和其他情感被穆勒划归到伦理学的研究领域。与社会生活相关的人性研究则被穆勒划归到“思辨政治学”，穆勒称之为社会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随着与伦理和社会交往相关的问题被分离开来并被划归到其他学科的研究范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已然是所剩无几。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人性的一个方面，即“想拥有财富和能够对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同手段的效率做出判断的人”[2]（P38）这一层面。这是理性选择理论的核心所在，也是“经济人”这一概念的雏形。 　　 穆勒认为，必须把人性分割成不同的部分并把它们分配给不同的学科来进行研究和分析，因为这是“科学”本性的必然要求。值得注意的是，穆勒的“科学”模型是几何学。穆勒认为，政治经济学要想获得一般真理和永恒法则，就必须是“纯粹的”和“抽象的”科学，以最低限度的原理为起点；政治经济学和几何学都“必然是从假定而不是从事实出发进行推理的”[2]（P38）。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假定是对人的专断性界定，即人总是力图花最少量的气力得到最大量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几何学的前提假定是对直线的专断性界定，即直线只有长度没有宽度，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假定和几何学的前提假定有着同样的理论基础。穆勒之所以选择几何学而不是自然科学作为其模型，是因为他认为“思维”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前者无法进行可控试验，因此，也就无法通过实验方法和归纳来系统地研究其因果关系，所以政治经济学必须以假定为起点，通过演绎来获取真理。也就是说，人性假定可以通过内省来获得。 　　 值得庆幸的是，原则上，穆勒的知识基础是保持开放的。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家还不至于荒谬到把现实世界中的人性与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那部分人性混为一谈的地步。他明确地指出，其自利和理性的假定具有武断性和片面性，不能全面地描述人性，只是有利于通过逻辑演绎来得出结论；政治经济学的应用必须由研究人性其他层面的科学洞见以及实际经验知识所补充。[2]（P68） 　　 然而，穆勒之后的经济学思想所继承并发扬光大的，不是穆勒对特殊假定及其所提议的几何学式学科之有限应用所持的谨慎态度，而是其“政治经济学为达到科学性就必须成为公理―演绎体系”这一思想。这一思想在19世纪末受到极度追捧，此时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发现，能够用利润和效用最大化函数对穆勒提出的追求财富最大化这一思想进行数学建模。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罗宾斯对经济学进行了开创性的界定，把经济学定义为在资源有限和欲望无限之间做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