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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不情愿利益攸关者” 　　世界银行与中国有特殊关系。这个最重要的世界援助与开发机构，亲身参与了规模最大、成就最显著的中国过去30年的减贫与发展进程。但世行与中国的关系远不止此，它还是中国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路径规划和许多方案设计的重要外脑。前任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曾经重定位世行与中国的关系为“思想银行”。今天的中国不再需要援助贷款，但与过去30年中任何时候一样，中国非常需要这个“思想银行”。 　　现任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8226;佐利克（Robert Zoellick）9月初访问中国，延续了这一传统。除了与中国决策者会面，他此行旨在推动针对中国中长期内挑战与政策调整的研究报告――未来20年，中国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世行与中国财政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将在今年年底共同发布这份报告。 　　佐利克经济外交出身，在2007年担任世行行长之前，他曾于2005年至2006年担任美国副国务卿，2001年至2005年担任美国贸易代表。在副国务卿任上，他发布了著名的寄望中国成为国际体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讲话，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表达体系为之一变。但近年来，佐利克看法发生调整，提出“不情愿的利益攸关者”（reluctant stakeholer）新说。 　　在9月5日的世行北京代表处发布会后，佐利克接受了财新《新世纪》的专访。 　　改变不容易 　　佐利克表示，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指出了前进之路上需要“做什么”，而世行报告试图帮助说明“怎样做”。 　　“说服人们做出改变，不是件容易的事。”他说。过去30年里，中国证明能够给人民带来繁荣，进而促进地区和全球增长。但过去的成功经验，也会给改变带来阻力。 　　财新《新世纪》：你认为从现在到2030年的中长期内，中国面临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应当采取哪些对策？ 　　佐利克：短期内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肯定是通胀。而在中长期内，挑战其实都已经写在“十二五”规划当中，目标是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增长向更多依靠内需和消费的增长方式转变。实际上这也是“十一五”规划的目标，未能实现的一部分原因是国际经济危机，作为刺激的手段，中国不得不又回到由政府???资拉动经济。 　　当世行2010年启动与中国政府合作的研究，我非常高兴地看到中国领导人，包括胡锦涛主席、李克强副总理，都对这一想法表示欢迎，并邀请我们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财政部一道完成。于是，我们在相互关联的多个领域齐头并进。 　　政策建议中，其一是要建立现代化的财政制度，使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责任与财政收入相匹配。比如要改变一些地方政府过多地依赖土地收入；另外，只有更多地把支出列入“预算内”，你才能知道究竟在管理什么。 　　其二是改变土地、金融、自然资源的价格形成机制，以提高资源、能源的使用效率。这又涉及另一个领域――绿色增长。不能把增长作为单一目标，而在事后“打扫战场”。 　　第三，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要更少地在生产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更多地在医疗、教育和养老方面承担支持工作。 　　这些都意味着要使所有的中国人获益，也就是实现和谐社会。但这会遇到困难，当农村人口到城市打工，发现他们无法像城里人那样享受全部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就会引发人们思考，户籍制度是不是需要渐进式的调整？ 　　另外，中国希望在价值链中向上端移动，以缓解工资上涨压力，应对劳动力将在大约五年的时间里停止增长这一事实。这时问题就成为，究竟如何鼓励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激励研发？比如，现在中国的大学生已经很多，但如何建立起一套机制，使学校教育与生产中的创新联系起来，怎样使创新获得包括风险投资在内的资金？ 　　我认为应当遵循邓小平当初的指导思想，即创新会在国际环境中得到最大的鼓励和发扬。无论创新发生在中国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对世界有利。 　　如果以为中国有13亿人口，何不闭门造车，就会把中国与世界上发生的创新隔离开来。 　　最关键的在于理解中国过去30年成功发展的经验，有哪些工具可以为今天所“再利用”（retool）。 　　中国过去成功地营造了一个省际间的竞争环境，这种竞争对整个国家来说是有益的。但如果竞争的目的只有增长这一个目标，就会出现扭曲。 　　当前的问题是，如何利用省、市、地之间的竞争，帮助实现以上这些目标。一个可行的办法是理顺价格形成和调整的机制。 　　我们的研究还与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地位有关：中国采取何种贸易姿态、对外国投资的态度、有关技术创新和开发的政策，本国货币在国际体系的角色，在应对环境变化议题上的立场等。 　　“不情愿的利益攸关者” 　　2005年9月1日，时为美国副国务卿的佐利克在演讲中提出，中国应成为国际事务中的“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 　　“中国从国际体系中获益，中国是国际社会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