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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照直考动了谁奶酪 　　2007年10月25日，南方周末一篇《深圳“刁民”叫板：考驾照为何必须上驾校？》的报道，颇为吸引人们的眼球。该报道称，“10月8日，深圳市民樵凌以94分的成绩通过了驾照考试的笔试，成为中国驾照直考第一人。” 　　驾照还能够直考？这个问题，对于中国成千上万打算拿到汽车驾照的人，似乎很难想像。长期以来，我国各地都实施着考驾照必须有《驾校培训记录》的做法，而公众也已经将上完驾校后才能考驾照作为一个天经地义的“常识”。 　　然而，这真的是一个“常识”吗? 根据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公民只要准备了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以及《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等材料，就可以申请驾照考试。 　　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的相关部门一直将驾照与驾校捆绑?这背后是否潜藏着某些利益？驾校经济是否也像出租车公司、工商代理公司一样，成为政府部门设租的另一种形式？ 　　 　　当权力嫁接上市场 　　其实，早在7个月前，樵凌（化名）就曾以个人的身份到深圳车管所报名考驾照，但遭到拒绝。车管所的理由是他没有“驾校培训记录”。 　　面对车管所的理由，樵凌很愤怒：“我曾经在部队服役，驾驶技术对付考试绰绰有余。如果再花几千块钱上驾校，感觉有点冤。而且按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只要准备居民身份证、户口簿以及《机动车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等材料，就可以申请考试。 ” 　　于是，一怒之下，樵凌向深圳南山区法院提出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车管所受理他申请驾照考试。在媒体的关注下，深圳市车管所“特批”了樵凌的报名申请，樵凌只花了120元的报名费，很快就可以拿到驾照了。 　　然而，在樵凌以“个人身份”报名之后，其他人以“个人身份”再来报名却又被深圳市车管所拒绝，理由是“车管所没有接到通知，《驾校培训记录》仍然必不可少”。 　　一位业内人士说，“樵凌是个特例，这种情况很难推广。因为驾校培训背后，有巨大的利益”。虽然目前驾校已经社会化经营，但仍有许多由交警或交通部门间接开办，要么与交警部门、交通部门内部人员有千丝万缕的关???。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相关部门设定了驾照与驾校的捆绑。 　　而实际上，这种捆绑现象不只是深圳独有，在全国很多地方申请驾照考试报名必须出具《驾校培训记录》的规定。而这种为公民行使权利私设“关卡”的行为，也并不局限于考驾照这一领域。 　　出租车公司和工商代理公司的运营都属此种行为。全国绝大多数城市一直严格限制个体司机直接申请牌照，其实出租车行业并非具有外部性的公共品行业，也非具有网络特性的自然垄断行业，而是属于典型的竞争性行业，完全没有必要由出租车公司垄断经营。但是，在政府的权力保护和权利介入之下，出租车公司形成了独特的权力运作和市场运营模式，它利用政府的信誉取得银行的支持，利用垄断地位从司机那里取得“份钱”、“照钱”、“牌钱”，俨然把政府作为自己实现“暴富”的“权托”；而各地工商局周边林立的代办执照公司，也是借了权力才好办事，与私人办照环节繁杂，办事人员屡屡刁难不同的是，代办公司和工商局内部人头熟，好办事，所谓的“高效率”常常使他们生意火爆，财源滚滚。 　　 　　设租：权力部门的奶酪 　　其实，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应被视为是对公民自由的默认，而不是对“地方可制定具体实施办法”的默认，“地方可制定具体实施方法”的权力应有法律的明确授予。法律既然没有要求公民必须经过驾校培训才能参加驾考，选择如何学习驾驶技术就是公民的自由。 　　可是，在部门利益和执法经济的驱动下，许多地方不少部门已经养成了“法律没有具体规定地方就可随便制定标准”的乱设许可习惯。除了考驾照强制要求有驾校培训记录、出租车行业的特殊许可和工商执照的不合理审批，还有生猪屠宰等现象。对生猪屠宰，法律要求“集中屠宰、集中检疫”，到了地方就具体化为“六七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只保留两三家官办屠宰厂，五六十万人口的城市集中为一家”，形成屠宰的垄断。这些乱设行政许可的行为，实际上是权力部门的设租行为。 　　所谓设租，就是利用手中权力，为权力的服务对象设置关卡与障碍，向相关人员和机构或直接收取或间接“逼”其交纳通向正当权利和利益的“过路费”。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它同时也引发了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方式等层面的诸多深刻变化，而腐败，也有了诸多新的形式，设租即是一例。 　　在中国经济转轨的开动、入轨、升级等各个渐进阶段，政府始终扮演着推动者和引导者的角色。政府的主导，使中国发生了划时代的变革，但同时政府的过度干预和制衡力量的缺失，也催生了权力的市场化，利益化，有些公职人员及其工作机关利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通过滥用行政审批、经济特权、政策优惠、操作资源价格等方式取得不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