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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农民政治社会化的主体性原则 论文关键词：农民问题　政治社会化　主体性 论文摘要：中国的农民问题，在政治社会化意义上来说，是由于其主体性被遮蔽，社会一体化被非对象化而导致的结果。在新的历史阶段，农民政治社会化必须从农民的需要和利益出发，遵循人的认知发展规律，致力于构筑公民社会的统一平台，发挥农民自我负责的精神来彰显农民的主体性。这不是个方法问题，而是个原则问题。 “主体，指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人。”“从其功能看，主体意味着主动、能动、积极、支配等。人的主体性即指人的这种功能属性。主体的存在形式无外乎两种：个体的和群体的。作为群体主体的农民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其主体性能否得到彰显抑或被遮蔽，不仅关系到农民政治社会化本身的效果，而且会关系到中国农民的命运和拯个社会的协调和稳定。 一 政治社会化是指社会成员在政治实践活动中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的过程。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政治体系中的个体而言，是社会成员通过教育和其他途径获得政治知识、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政治信仰形成政治人格的过程；二是对政治体系而言，又是政治体系通过各种途径将体系内的主导政治意识在全体成员中扩散和传播以使其成员接受某种特定的政治信息、政治情感和政治信仰，并按照共同的模式进行政治活动，从而塑造其成员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过程。本文所论及的农民政治社会化，即是指农民获得政治倾向和行为模式的成长过程。 传统的中国农民同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分析的法国农民的特点一样，“是由一些同名数相加形成的。好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尽管“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索，农民至今在多数场合下只是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状况的冷漠态度。然而这种冷漠态度决不是不可克服的。”那么，如何克服呢?培育、发挥农民主体性是唯一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中贯穿着政治社会化工作，使中国农民逐步从封建社会中解放出来并成为社会主体。虽然是以“平均地权”为内容，但是其中却时时处处关照并彰显着农民的主体性，从而更好地发动和团结了农民，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然而，社会的民主化过程，抑或是说社会摆脱封建的过程，决不是靠平分土地就能一揽子解决的。这个过程的实质是摆脱人身依附，目的是使农民和非农民都成为独立所有者和生产者进入市场，建立各种契约关系以取代身份关系。但在建国以后，我们却通过采取构建一个个越来越大的共同体的方式，使农民越来越远离“人的独立性”，其结果不仅没有使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得到更大推动，反而使农民在做出巨大牺牲之后自身却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阻碍者，“二元社会”由此形成，农民问题因此出现。在那个时代，由于片面强调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一个个“集体”形成的同时，国家按照一个观念、一种追求、一种价值取向、一种行为模式，或直接，或以“集体”的名义通过各种组织控制着个人，使之做任何事都讲究整齐划一。本来政治社会化从其特征来讲是主动性和受动性的统一，但从建国以来农民政治社会化的整个过程来看，农民的主体性总是有意无意地被遮蔽。不仅如此，这种单向度的政治社会化还生成了一系列副产品，如强迫命令、浮夸虚报、欺上瞒下等。这一切都是以“集体”名义实施的。由于这种“集体”具有非对象性特征，个人对行为的结果不负责任，甚至想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都很难找到对象。可见，当时的农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人”。真正意义上“政治人”的一个鲜明特征是对决策权力的热衷和期望。能否决策以及决策的效果如何，要完全取决于决策者是否具有一系列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充足的信息。而当时中国“农业社会人员、物质、信息流动的滞缓，地域、血缘、超经济强制关系的强化，既使人感到缺乏自主决策所需要的必要信息，又使人感到不具备实施即便已作出的决策所需耍的各项最必要的物资条件。”于是，农民的决策权力和实施决策的权力普遍被“委托”的结果是农民因此被忽视、被剥夺，“国民待遇”丧失。 如果说改革开放前，我们的农民政治社会化是靠一个个非常“崇高“的理念和农民出于“翻身得解放”之后对党的感激来进行，农民对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被非对象化而丧失其主体性还有几分情愿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农民对其丧失主体性更多地表现为某种无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以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人为考察的焦点，围绕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人类三大社会形态的构想。他写道：“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