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市民及其社会心理.docVIP

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是通过城市的起义和政治变更而实践的。这种历史特征，无疑与近代中国城市及其主体——市民等级的政治态度及其斗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是与西欧诸国近代城市的发展走的不同道路，即由封建社会的政治军事中心逐步向工商经济和文化中心转化，使之具有近代因素而成为近代城市的。这一历史格局决定了近代中国城市市民只能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在城市的发展，将城市居民卷入了资本主义的漩涡，从而形成了与资本主义经济相联系，属于资产阶级经济政治范畴的近代中国城市市民等级。他们包括商人、士绅、中小职员、自由职业者以及小手工业主、手工业工人、近代产业工人及新式知识分子。 在心理意识上，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变更政治制度的愿望表达得日益强烈。同时，市民参与政治斗争的愿望也十分强烈。 这样，在辛亥革命时期，城市中已经形成了一个以工商业者为主体的市民群体。这个群体，具有资本主义的思想意识，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相一致，成为资产阶级在城市活动的社会基础。城市的这一变化，也为从事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所注目。城市市民与资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活动，就此具有了相互沟通的渠道，从而决定了辛亥革命必然要与城市及市民社会发生联系，它的成败也必然要受制约于市民社会的心理选择。 辛亥革命以武昌首义和各省的光复响应为胜利的标志，实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的革命转换。毫无疑义，这种以城市为中心的政治变动，是城市市民对资产阶级革命选择的结果。从市民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考察，可以看出在辛亥革命胜利前夕，城市市民已经具备了对革命的稳定心理承受力，表明城市市民社会心理对革命的选择趋势。舍此，不可能使革命在城市中发展和扩大。 城市市民对于资产阶级革命的心理承受和选择，经历了二次重大的转折时期。 第一次在1903年以拒俄运动为中心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之时。在1903年之前，城市市民意识虽然已渐次成长，但就其政治倾向来说，尚摇摆于革命与改良之间。伴随着拒俄运动的发生，清政府暴露出卖国的本来面目，康梁改良派也显示了他们保皇的政治目标。随之而来的是知识分子群的革命与改良的大分化，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彻底决裂，《驳康有为政见书》及《敬告同乡书》的发表，表明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政治派别。这一切，都给予了市民社会以强烈的冲击波，促使其心理发生变化，革命的或渐近于革命的市民社会心理逐步形成，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市民中下层，在行动上也接受或参与革命。诚如孙中山所说:“当初次之失败（指乙未广州起义），举目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而此时，“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息，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孙中山选集》第195、199页。)。孙中山所说，实际上正反映了1903年以后市民社会心理状态的变化，表明城市市民承受革命的心理氛围正在形成。 观念变化最能体现人们的心态变化。市民社会心态的变化，最明显地反映在他们的观念变化上。 首先是“君权至上”的观念变化。在封建专制时代，君权至上是根深蒂固的，人们不能违抗君命，也不能议论皇上的得失。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弱点，也正在于不敢触动君权。1903年以后，这种状况发生了变化。人们直接了当地表达了对君权的蔑视。报刊上直呼“当今皇上”为“载湉小丑”，已非少见。更有甚者以黄帝纪年来取代光绪纪年，反映出一种蔑视君主，君权的社会心态。 与此同时，与君权相对立的民主、人权观态也随之出现。那种“知有朝廷并不知有国家”、讲究君臣之道的奴隶思想，受到强烈的攻击。人们认识到了国家乃“国民公共之机捩”，“帝王君主亦不得和而有之”(《国民报》第4期，《亡国篇》。)，而应当是“人人有之，即舆夫走卒亦得而有之”。因此，人民有参与政治的权力，人与人之间，“非有尊卑上下之分”，“人人皆治人者”，“人人皆被治者”。(《国民报》第2期，《说国民》。)这种民主、人权的观念较之于以前为专制的奴隶而不知觉的观念相比，无疑是一巨大的变革。 以反对君权、提倡民权为核心的政治观念的变化，也引起了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的价值观念是以封建礼教为核心。人们所赖以奉为行为准则的就是以君臣、忠孝、恕悌、节义之类的封建道德伦理。此时这种观念受到冲击。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恋爱自由的观念开始盛行。特别是提倡科学与工艺、反对封建迷信的观念，以及反对以服从和听天由命的奴隶式的国民劣根性的观念，在市民社会中迅速成长。人们提出了养育国民“新灵魂”的观念，要求这种新灵魂具有哥伦布、麦哲伦式的“探险性质”和“杀人如草不闻声”的“铁血主义精神”，还要求具有“勃勃生气”的游侠气质和去掉“个人经济主义”的“社会魂”等等。表现出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城市市民敢于进取的精神和社会责任感。 伴随着观念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