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合同法》成本痛点.docVIP

《劳动合同法》成本痛点 　　新《劳动合同法》的颁布与实施由于的确触动了广泛的社会阶层的利益，而引起全社会的巨大反响，随着“华为门”事件，珠三角中小民营低附加值企业大批的关闭、迁移事件等的相继爆出，“成本”成为此次新法备受瞩目的终极原因，也将这一原本应该在人力资源领域热议的话题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CFO掌控的核心领域――在成本加大的情况下该如何配置资源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 　　 　　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在其博客中称，新劳动法养懒人，恐会搞垮中国经济。该言论一出即被各大媒体竞相引用、转载。张五常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了新劳动法的经济效应，提出“无固定期限合同”将维护懒人，更有可能让“打短工”更普遍，严厉执行新劳动法反而会大幅增加失业率。这一判断一时间附和者甚众，加之一系列风起云涌的类似“华为门”事件，令刚刚开始执行的《劳动合同法》似乎陷入了劳资双方均不买账的尴尬境地。 　　张五常忧虑的背后不过还是一个“利”字：企业的普遍判断是《劳动合同法》大大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有能力承担的企业不愿为此埋单，原本就本小利微的企业更不堪“重负”，于是可以预见的是企业会有若干“变通”的做法出炉，令劳动者本来就处于弱势的地位更加风雨飘摇。 　　 　　“成本”成为此次新法备受瞩目的终极原因，也使这一原本应该在人力资源领域热议的话题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CFO掌控的核心领域。为此，本刊特别走访了不同类型企业的HR总监、CFO、全程参与此次新法制定的法学专家以及律师，试图为企业CFO了解新法的立法初衷以及新法对企业成本的真实影响从经济、企业、法律的角度做一解读。 　　 　　“中国制造”的麻烦 　　 　　本刊采访中发现，《劳动合同法》对企业成本增加的程度实际上并没有媒体宣传的那样“剧烈”，基于新法实施前企业原本的人力资源管理规范程度和所处行业的不同，企业的反应差异很大，有平静甚至欣然接受的，也有愤而“拍砖”的。 　　对此，申能东方证券的财务经理沈林表示：“对我们没有什么影响，公司一直很规范。”北京新东方学校高级财务经理赵云霞也认为：“新法会???加人力成本，但压力不大。” 　　与这些“白领”行业不同，中国航天时代电子公司的财务经理王志莉的看法代表了很大一部分国有制造业面对新法的困境：“与过去相比企业在灵活用工方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而且在成本肯定会加大的同时，国资委对他们的业绩考核指标可没有因此与时俱进的改变，财务上能做的调整非常有限。” 　　对此，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王新宇坦言：“劳动力用工比较多的企业，不仅仅是中外运、中铁、中建等一批国字头的大型企业，都在新法的波及范围之内。” “原本国有企业就非常强调承担社会责任，新法令解雇成本上升，在‘国有’的机制下，企业多半会选择‘能刃就忍了’，人浮于事的现象会再度出现，这将极大地降低企业的运营效率。我们花了10年的时间刚刚让国企的员工有了危机感，新法又让我们回到了从前。” 　　与占据垄断行业和保持相对高利润的“国有制造”面对的新法带来的人事调整压力不同，新法对“出口依赖的加工制造”密集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中小民营企业的挑战，更多的来自新法引发的产业调整阵痛，新法颁布实施后珠三角中小民营低附加值企业大批的关闭、迁移事件频发就是例证。 　　凤凰卫视的闾丘露薇在采访东莞的一家加工企业的老板时，该老板表示：“我知道，政府也希望能够促使企业进行转型，希望有更多的高科技企业，但是中国目前毕竟还需要我们这些人力密集型的加工企业，因为中国需要我们这些企业提供就业机会。” 　　这样的观点在这一带的“中国制造”中颇具代表性。除了老板为自己的利益而游说外，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中国目前所处的状态，劳动密集型企业依然是支持中国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支柱。 　　采访中很多企业提出在中国目前的现实条件下，《劳动合同法》显得有些超前了，条件并不成熟。如果社会保障制度相对健全的话，劳资双方都比较容易执行新法。企业普遍希望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承担更大的义务。 　　对此，一位在生产制造业大国企供职多年的CFO向本刊表示，公平和效率是社会所欲也，政府和企业都有责任，但企业的主要责任是追求效率，政府是维护公平，现在的政府把维护公平的责任过多地强加给企业，企业的运营成本和社会责任成本会急剧上升，进而导致关门、遣散员工并不奇怪。 　　带着企业提出的现实问题，笔者走访了《劳动合同法》立法专家之一、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法教研室主任王向前教授。全程参与新法立法的王教授在和企业的交流过程中对企业的困惑也深有感触，他表示，虽然政府在社会保障方面已经有了明确的表示，也有了一些行动，但在财政投入上的确需要加大力度。目前在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中，政府实际上主要起补充性的作用，实际的负担主要由企业和劳动者承担，“企业负担确实重。”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