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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新木区域经济本质是资源配置 　　伍新木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经济学院副院长、区域发展研究院院长。 　　 　　“那时候我的墓志铭会写着：这里躺着一个亲水、爱水、护水的人。”这是伍新木在最近一次演讲结束时说的话。 　　从1964年考入武汉大学经济系，伍新木在武汉学习、工作、生活了近50年。从区域经济学家到水利专家，看似不搭边的两个专业方向，伍新木却跨越的很从容。 　　如今退休了的伍新木依然很忙，不停的在为水问题奔波，他有句常说的口号：“我期望经过努力，让‘水’成为一个最高的褒义词。” 　　 　　发展民营经济靠的是改革的意识和开放的环境 　　《鄂商》：您一直在研究区域经济，在您看来区域经济的本质是什么？ 　　伍新木：要素在空间的分布是不均衡的，一定要有流动，要素配置的空间形态就是我们常说的区域经济。 　　《鄂商》：可以通俗点么？ 　　伍新木：比如，气候，有冷有热；水，有地方洪灾，有地方干旱；还有森林、矿产资源、劳动力、教育资源、科技等，这一切组成经济活动的要素在空间形态上的分布都是不均衡的，要进行任何经济活动，这些要素就必须流动，只有流动把相关要素集中配置在一起，才能形成有效的、正常的经济活动。所以我们就研究这些要素怎样流动，怎样整合。 　　《鄂商》：但是无论怎样整合，区域间的差距都是存在的。 　　伍新木：是的，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甚至是不科学，所以就形成了区域发展的差异，这些差异又是正常的，现在的制度设计需要将这些区域进行分工。有的要重点发展、有的要优先发展、有的要限制发展、有的甚至要禁止发展。“发展权”是平等的，而发展又是不均衡的，为了保证制度构架的可行性，所以我们提出了补偿制度。 　　《鄂商》：谈到差距，很容易联想到湖北的县域经济与沿海地区的差距。 　　伍新木：从工业、企业、交通、科技、教育等方面看，湖北比东部沿海任何一个省都强，差就差在县域经济和民营经济。这两者又是一个事物的正面和反面，沿海的县域经济很发达也是因为她的民营经济很发达。所以途??就是要学习沿海的改革开放，这也是产生差距的本质所在。 　　《鄂商》：也就是说突破口在发展民营经济。 　　伍新木：是的，但是发展民营经济又靠改革的意识和开放的环境，又回去了（笑）。 　　《鄂商》：现在湖北正在推进大别山革命老区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和武陵山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试验区的建设，湖北选取这两地作为试验区的出发点是什么？ 　　伍新木：大别山，是我们常说的革命老区，我把她称为“红区”。多少年前，这些地方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却没有得到外部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上的补偿。一直以来，老区人民虽然可以领取救济款，但只是救济，难以形成老区的“造血”的功能。“造血”的根本是人，老区走出了很多的将军和烈士，因为社会精英都走出去或者牺牲了。现在我们有条件用国家政策来引领和扶持老区完善真正的“造血”功能。 　　武陵山区，我称之为“绿区”。长期受自然条件的制约，所以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特别慢。有丰富的资源但是缺乏基本的条件。通过这些年努力，基本条件已经形成，所以现在就处在启动城市化工业化的阶段。但是又不能走那些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城市化老路，于是就要探索出一条保护生态环境的新型工业化之路。 　　《鄂商》：她们各自的着力点在哪？ 　　伍新木：对“红区”而言，重点是国家的援助机制，要借助毗邻大城市的优势，接收城市的辐射，接收城市功能的转移。只要定位精确，接收好大城市功能的转移，发展就会很快。最近我去了英山、麻城、罗田发现他们都已经有这种意识了，已经在积极的接收。 　　“绿区”我概括为一句话，高举绿色、特色、土家族三面大旗，挖掘土家丰富的文化遗产，将这些特色资源变成具有吸引力的文化产业或者文化旅游资源。 　　 　　 　　水问题已升格为水生态系统性危机 　　《鄂商》：有次演讲，您曾说过:“那时候我肯定不在世了，但我墓碑上肯定写着这里躺着一个亲水、爱水、护水的人。”一个经济学家是如何把目光转到水上来的? 　　伍新木：实际上这十多年我一直都在研究水。本来我是研究县域经济的，结果发现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母亲河，县域和水域也是融为一体的，所以把流域认识清楚，也就基本把区域认识清楚了。 　　《鄂商》：您认为，中国水生态危机已到红灯区，治水模式需要转型，中国水资源问题究竟有多严重？ 　　伍新木：现在对水问题的认识大多数是，水多为患、水少为患、水污染为患、水浪费为患、再就是水资源分布不均。我发现这样平面的、单视角的去关注水问题，已经不能真实的反应我们国家水问题的严重性了。中国的水问题已经严重到水生态系统性危机了。 　　现在的媒体曝光较高的毒大米、毒茶叶、镉米危机，是由于土壤被污染了，而这都是通过水这个载体造成的。污